文|王诗戈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法国摄影大师。关于这位传奇人物，有一件事情，在徐家树先生的译著《世界的眼睛》和阮义忠先生撰写的《当代摄影大师：20 位人性见证者》里面均有提及——卡蒂埃-布列松的一生，是深受禅宗影响的一生。

　　各路摄影人，无论中国外国，无论职业业余，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在诉说一种生命体验。据我体会，这句话背后的心理动因，除开随声附和的因素，往往确实源自真切的内心感受。这样一种生命体验，或浅至皮相，或深达骨髓(甚至还有正偏之分)，已然弥散着禅宗的气息。禅宗的用功、修行，是要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此即大珠慧海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庄周说“道在屎溺”，鹿门处真被问道“如何是禅？”时答以“鸾凤入鸡笼”——不过“屎溺”“鸡笼”而已。摄影和禅宗，都被视作日常生活之道，这是二者之间的契合原点。

　　在具体实践层面上，拍摄(尤其是抓拍)照片似乎天生就与理性无缘。我们经常听到的告诫便是“别管规则，不要去想，凭感觉拍”。而禅宗，正是深深根植于心灵与感觉之中的。与禅宗思想和中国天道观素有神交的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中自柏拉图以降越编越密的知识与理性之网深感厌恶，认为它捆缚了本该自由呼吸的心灵世界，使人远离了“存在”，也背离了本真的“自我”。禅宗从肩头卸下了理性，甚至轻轻推开了“理性”地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正如大洪法为那句“悖论”的禅语所言：法身无相，不可以音声求；妙道无言，岂可以文字会。既然禅宗和摄影都“直指人心”，双方发生瓜葛也就在所难免了。

　　摄影，无论其作为生存状态还是作为感性表达，在普通摄影人那里尚且是比较容易获得的经验，遑论全副身心浸淫其中的大师们了。关于摄影与禅宗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有心，或无意，多有心得。安塞尔·亚当斯、迈纳·怀特、爱德华·韦斯顿的不少主张都饶有禅意，罗兰·巴特的《明室》固然是在谈摄影，其实也是在说禅论道。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说禅宗因为上述特质具备了与艺术的天然血脉关联(也就解释了约翰·凯奇的《四分三十三秒》和马塞尔·杜尚的那句“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存”)，偏向于“艺术摄影”一路的亚当斯等人难免有所感悟，那么传统观念中距离“艺术殿堂”百步开外的纪实摄影、新闻摄影又和禅宗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通过对“抓拍大师”卡蒂埃­-布列松的细读，或许可以接近问题的答案——从现有资料看，在大师的禅心空间里，《射艺之禅》和铃木大拙的著述盘踞了主要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比照也就集中于这一本书和这一个人(事实上，好多西方文艺界人士接受的禅宗滋养都并非源自中国和印度，而是经由日本输入。日本的一些禅师、学者积极推介，而铃木通晓英文，著述丰富，历游欧美，影响尤著)。

　　禅宗重“一”。铃木在《禅与生活》里说，禅“基于事物的这种绝对合一性建立它的哲学基础”(据刘大悲译文)；在《射艺之禅》序言里说：“在箭术中，射手与靶子不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而是融为一体。”(据余小华译文)卡蒂埃-布列松则说：“内心的世界与身外的世界——两个世界之间须达成平衡。这两个世界相互作用，片刻不停，最终合而为一。而这个统一的世界，正是我们所要传达的。”

　　禅宗重直觉。铃木在《禅与日本文化》中写道，禅宗“应该用直觉而不是概念去把握生命及事物的终极真理。”(据陶刚译文)卡蒂埃-布列松说：“在我，相机就是速写簿，是基于直觉、手随心动的一项工具。”“在拍摄的那一刻，构图只能源于直觉，因为我们努力抓取的是稍纵即逝的瞬间，而且取景框中事物之间的种种关联亦变幻不定。”

　　禅宗重忘我。忘我，这是《射艺之禅》里一以贯之的一条线索。赫里格尔强调“破除一切执著，达到纯粹无我的境界。”(据余小华译文)卡蒂埃-布列松的说法是：“我所热爱的从来都不是摄影‘本身’，而是摄影带来的可能性——在忘我之境当中，于瞬息间记录下对象的情感，并呈现出形式之美。”“(在拍摄过程中)拍摄者惟有忘记自身，拍摄对象的重要性才得以彰显，照片的力量才能够增强。”

　　禅宗讲求“精神”。铃木曾经说过：“禅在任何形式中都努力寻求精神实体的存在。”(据陶刚译文)卡蒂埃-布列松则说：“只有在空间组织当中，我们的观念和情感才臻于具体，并得以传达。”“在摄影中，令我心动、催我向前的是姿态与精神的并生共存。”

　　禅宗讲求“悟”。在铃木向西方世界宣讲佛法之初，他就把东方人的“悟”戳在了西方人分析、推理的绝对对立面上，许多西方人眼前为之一亮，旋即心醉神迷。卡蒂埃-布列松则说：“拍照于我而言，是一种体悟之道，且与他种视觉表达方式密不可分。”

　　禅宗讲求“敬”。赫里格尔的日本师父经常要对着箭靶深深鞠躬，并且要弟子们也这样做。卡蒂埃-布列松则说：“拍照时须始终对拍摄对象以及自身付出最大的敬意。”

　　放下欧根·赫里格尔，再读卡蒂埃-布列松，或者放下卡蒂埃-布列松，再读欧根·赫里格尔，甚至感觉他俩就像是同门师兄弟在练太极推手，发力的点虽有不同，但运劲的法门却如出一辙。赫里格尔多次谈及“专注”，卡蒂埃-布列松的说法则是“拍照时须凝神屏息，面对飞逝的现实，将全部官能合而为一”，而在赫里格尔看来，集中全部身心之力正是使技巧进入“精神”层次的惟一途径。《射艺之禅》里还说，箭术升华为艺术的前提条件是技术要非常纯熟，这样技术才不至于形成牵绊；卡蒂埃-布列松呢，他打了个比方，他把对相机的具体操作比作开车时的换档，应做到不假思索，习惯成自然....。。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在禅宗这里获得了共鸣。品读卡蒂埃-布列松的文字，这位摄影大师在我心目中俨然是面朝东方的。渐入迟暮之年，落笔之处，竟往往带出偈语的味道。于是我近乎无端地推想，大师的心，在他离世前的那几年，是离“禅”越来越近了吧。

　　卡蒂埃-布列松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中，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桩“妙谛”：在物质属性上，相机是西方科技文明的产物；一旦进入人的精神场域，完成了由“相机”向“摄影”的转变，它便隐隐透出了东方神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摄影是西方传统与东方情怀结下的“善缘”。

　　一些批评家，在谈及卡蒂埃-布列松时，话里话外也都透着禅味。“对卡蒂埃-布列松而言，图像的美在于揭示了某种神秘....。。”(安德烈·曼阿格斯)，“作为‘无我’(selfless)的观察者，卡蒂埃-布列松自然而轻松地融进背景当中”(斯图尔特·里士满)....。。让-皮埃尔·蒙捷在为专著确定题目时，更是直接借用了铃木在《射艺之禅》序言里的用语，名之曰《卡蒂埃-布列松与无艺之艺》(Cartier-Bresson and the Artless Art)。

　　也有卡蒂埃-布列松放不下的。对完美形式的“求”(虽然他决不是纯形式主义者)，对拍出好照片的执著，都算是“俗念”了。在八十七岁那年，卡蒂埃-布列松借朋友之口告诉我们，他仍然没有放弃摄影，只不过现在是在心里按动快门。或许卡蒂埃-布列松最终也未能达到“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的至高境界——想想看，你是更喜欢摄影史上的卡蒂埃-布列松呢，还是大彻大悟一切皆空的卡蒂埃-布列松？

　　“佛教既非宗教，亦非哲学，它是一种媒介，作用于心灵，使其臻于和谐，并藉由怜悯之心将和谐传递给他人。”——这是卡蒂埃-布列松对佛教的直接表态。一九八七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大师说过这样的话：“我不信上帝，也不相信有什么恶魔，说起来我算是个佛教徒吧。”

　　“他必须要使技巧升华，使那项艺术成为无艺之艺，发自无念之中。”(据鲁宓译文)——这是铃木大拙在《射艺之禅》序言里写下的话，在我听来，倒像是对卡蒂埃-布列松一生的一个总结。这样的一生，也为罗丹的断语“真正的艺术家是人类之中最信仰宗教的”作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