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平（右）和张辉

　　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张高平叔侄放下受害人的地方，原来荒僻的路段现在车水马龙。

文 | 郭现中

　　时隔十年，张高平依然记得被刑讯逼供的每一个细节，尽管他一直在努力遗忘。

　　事发那年38岁的张高平在村里绝对算是个能人，名下有5辆大车，有固定的客户，专门从歙县跑上海送货，和前妻离婚后又娶了个比他小14岁的妻子，并且已经有了4个月的身孕，张高平开车都会哼着小曲。侄子张辉27岁，给他开车，那时候也已经订婚，正卖力干活攒钱，准备年底结婚。而一切苦难的缘由，只是因为他们叔侄好心顺路带了一个女孩。

　　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张辉开着大货车照例从歙县去上海，当时正是“非典”时期，晚上9点钟左右，大货车经过县城一个“非典”检查站时被拦下。一名认识的出租车司机送过来一名女孩，央求着让带去杭州，他们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到了杭州已经是后半夜，女孩给姐夫打了电话后，张高平就在艮秋立交桥附近放下了她，然后直接上高速去了上海。这事不过是他们忙碌疲惫的送货行程中的一段小插曲，很快就被抛到脑后了。5天之后，张高平叔侄又一次送货去上海，在返回途中被交警拦下，带到杭州西湖区刑警队。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带的那个女孩叫王冬，在与他们分别后不久即赤身裸体死在杭州西郊的一条水沟里。

　　虽然吃尽苦头，张高平还是拒不认罪，七天七夜里做了两份无罪供述，之后他又被送进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在那里主要是犯人打我，只要我说没犯罪，牢头就让人打，他们写好了犯罪过程让我抄，不抄就打，最后我只好屈服照抄。”

　　张辉和张高平一直被分开审问，但遭遇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张辉记住了逼迫自己的牢头叫袁连芳，“每次被打完，他就跟我重新说一遍‘案发经过’，还画了图纸。每次提审，袁连芳都提醒我不许翻供，提审时我说了什么他都知道，只要我一翻供他就叫两个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打。”

　　绝望的张高平想到了平时开车时最讨厌的监控，“只要查下进出杭州两个高速路的监控录像就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作案时间”，但是多次要求都没人理会，在可查阅的卷宗里，也没有找到任何警方调取录像的记录。监控录像看不到，但是法医对王冬的DNA检验报告出来了。被害人王冬的指甲末端检出了一名男性的DNA，通过鉴定，这份DNA与张高平叔侄两人无关。但当时杭州中院认为：“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下DNA的可能性。”

　　2004年4月21日，杭州中院以强奸罪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两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半年之后判决结果下来，张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高平是15年有期徒刑。

　　张高平在监狱里从不认罪，而且不断写信申诉，这种种举动都会被认为是不服管教。在浙江省第二监狱待了一年后，张高平就被调到新疆石河子监狱。“相比之下，浙江的监狱就是天堂了……逼急了我就逃跑，我知道根本跑不掉，但冲过警戒线就算逃跑，这是监狱里最头疼的事。后来几次把我送到严管队我也不服。队长实在没办法就跟我说只要写份悔过书就给我减20个月。我说我没犯罪，不要减刑。后来他们觉得我可能真的有冤屈，就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张辉也因为不断地申诉，也在2008年被调到了新疆库尔勒监狱。“太痛苦了，想家想父母，打电话听到母亲哭就受不了，只有干活干到很晚很累，躺下来才能睡着。”申诉归申诉，但老实木讷的张辉因为一直“服从改造，表现良好”而多次得到减刑。

　　转眼过了四年，2007年夏，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一名即将退休的检察官张彪第一次见到了服刑中的张高平，因为狱警反映张高平不认罪也不服管教，希望张彪能够帮他们。张高平的哭诉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张彪的格外重视，直到2008年，《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一篇报道引起了张彪的关注，报道中提到了河南一桩命案，案中一个作伪证的犯人叫袁连芳，而张高平叔侄的案件当中也出现了这个名字，经查证是同一个人，张彪开始觉得事有蹊跷。而在谈话中，张高平又提到了另一个名字———勾海峰，“2005年我看新闻报道了，勾海峰因为杀人被抓，也是在江干区出的事，抛尸地点离那次很近，作案手法也差不多。我当时就跟狱警汇报，还打电话、写信给我哥哥，叫他们去看看勾海峰有没有做DNA鉴定。但是最终也没有回应。”张高平说。后来的案件复查中DNA比对印证了张高平的猜测，但那时候勾海峰已经被枪决，张高平叔侄也失去了洗刷冤屈的最好机会。

　　得知这些情况后，张彪马上联系了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让他去找河南那起案件的辩护律师朱明勇，反馈回来的信息让张彪确信这是一起冤案。2009年，张彪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重新整理，连同谈话笔录寄给了浙江的相关部门，但未有回音。出于职业责任感，即将退休的张彪仍然坚持不断反映。三年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开展了审查，2012年10月，形成了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书面审查意见。2013年3月，经过不公开开庭审理，张高平叔侄被宣判无罪。随后叔侄俩拿到了221万多元的国家赔偿，但这骤然降临的无妄之灾所带来的巨大创伤，已如烙印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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