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图片大师见面会和萨尔加多谈创世纪”讲座现场

　　2015年10月23日下午2点，“新浪图片大师见面会——和萨尔加多谈创世纪”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汇报厅举行，本次讲座新浪图片邀请到世界顶级摄影大师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主讲，并邀请到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任悦博士主持。出席本次讲座的嘉宾有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雍和，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海汶，著名纪实摄影家陆元敏，澎湃新闻副总编常河，萨尔加多的妻子莱莉娅·瓦尼科·萨尔加多，萨尔加多先生的好朋友，著名摄影家王伟光先生，新浪图片总监翟红刚，以及众多新闻媒体的嘉宾。

　　下午2点现场座无虚席，随着一片掌声的响起，主讲人萨尔加多、策展人莱莉娅·瓦尼科·萨尔加多及主持人任悦步入会场。新浪网视频同步直播也同时开始。下面就是新浪图片为大家整理的萨尔加多讲座现场实录。

萨尔加多现场进行个人摄影经历的演讲

任悦：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我叫任悦，受新浪图片的邀请，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萨尔加多大师见面会担任现场主持。我要感谢中国摄影家协会、新浪图片和上海自然博物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才有和萨尔加多接触的机会。

　　提到萨尔加多，大家会有很多的关健词《劳动者》、《移民》、《创世纪》，可能还会联想到经济学博士、人类学研究。当然我们可能还会想到咖啡，还会想到热带雨林。

　　今天终于有一个机会来听萨尔加多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我和大家一样都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个舞台交给萨尔加多，下面就有请萨尔加多来做演讲。谢谢！

萨尔加多在讲台上进行演讲

萨尔加多：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其实上海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在上海我曾经多次早上漫步，大概在三十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上海。我知道今天来到这里很多都是摄影师或者摄影爱好者。今 天并没有准备很多的演讲，我会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些照片。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对谈，再之后就是观众的提问环节。大家可以一起进行讨 论。

　　大家都知道我是巴西人，我马上就要72岁了，在成为摄影师之前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就像我这一代的摄影师很多都不是学摄影的，当年我在马格南工作了很多时 间，其中只有两位有摄影背景，其他摄影师都来自不同的领域。我出生在巴西的一个农场家庭，家里是养牛的。当时巴西没有开放，也没有市场经济，应该说90% 的人都是生活在田野当中。

　　虽然我很晚才开始摄影，但是早期的那些生活经历对后面的摄影非常非常重要。我父亲有一个非常大的农场，大概有15公里那么长，巴西的雨季到来之前，总是 乌云滚滚，天上的云会压得非常非常低，这时候父亲就会把我带到最高的山坡上，去看群山环绕的大地，会看到这片生机勃勃的大地。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场景，因为乌云又密又低，会有一竖一竖的光线从云层后面交叉的射下来。让我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渺小，大家待会儿去看展览也会看到那些照片，相信会体会到我当时的感受。当的生活是游牧状态，我们养了一千多头牛，隔一段时间会把它们带到某个山里的放牧场，然后再花二十几天的时间再骑马把这些牛赶回到自己的农场里边。

　　当时骑马放牧，并没有路可循，只有通过观察才能找到要去的地方。这个过程就教会了我怎样去观察身边的环境，怎样去注意一些细节，也确定了我非常慢的生活节奏，这种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摄影也是需要时间去进行拍摄，去仔细观察。

　　我在农场待到十几岁，小学及一半中学都是在我们的小镇上读的，之后听从家人的建议去了更大的城市读中学。之后我就做了经济学的研究，是一种微观的经济学，为的是去了解我的国家的经济状况，同时我还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程。所有这些学习研究都让我知道了自己及自己国家在文化当中的地位，以及我在整个地球当中应该是处于怎样的地位。在那个阶段我一张照片都没拍过，我在农场长大的时候也没有接触过照相机，那时我对经济学、社会学都有兴趣，对很多的领域都有兴趣，但是摄影在当时跟我很遥远，我并没有接触过。

　　后来我就遇到了我的夫人，现在我们结婚已经超过五十年了。当时我参与了巴西最左翼和激进的活动，我们希望推翻当时的独裁政府，后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离开巴西，不然独裁政府会把我们抓起来关进牢里折磨我们或把我们杀掉。所以我们在1969年就不得不离开巴西，当时我是25岁，妻子是21岁。当时我到了法国，在这读经济学的博士，我的妻子读的是建筑学。

　　那个时候妻子需要买一部相机拍建筑，所以我才第一次能够通过相机的取景框观察这个世界，也让我发现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在眼前打开了。这个时期，摄影完全的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开始在很多地方拍照，自己在家里做了小小的暗房，我会自己放印照片，同时我还继续经济学博士的研究。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就到伦敦找到一份工作，在世界咖啡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私人银行机构，他们会给一些咖啡产地提供资金周转的支持。当时我对自己说摄影只是我的一个爱好，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应该做一些正经的经济学事情，所以摄影就只能当做平时的趣味来做。

　　这个机构就派我去非洲做一些项目，我在那边大概待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带了相机过去，等我项目完成之后回到伦敦，这些照片印出来后让我非常兴奋，比那些经济学数字的报告兴奋十倍。之后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抵抗摄影的诱惑，因为摄影就像一个魔鬼一样一直在诱惑我，我很想去做暗房这些，所以两年之后我就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是完全放弃摄影继续好好做我的经济学家还是完全走摄影的路？那时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工作。伦敦有一个公园是海德公园，我和妻子周末的时候就会划着小船，划到小湖的中央我们就讨论到底是完全放弃经济学还是继续做摄影师？这个讨论的过程大概就花了几个月。有一天我们终于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我就搬到巴黎完全放弃经济学，去做摄影师。

　　这个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在伦敦我们生活非常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寓和非常漂亮的私人花园。在巴黎我们只能租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公寓，但我们还是到了巴黎开始新的生活。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很努力，所以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小的媒体发表我的照片，开始有一些图片社代理我的图片，一开始是 Sigma，后来与马格南合作。

　　刚刚提到我很晚才接触到摄影，大概二十六七岁才第一次遇到相机，但是之前早期农场生活当中虽然没有去按快门，但是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观看，整个经历都让我准备好去当一个摄影师。所以大家在看展览的时会看到我整个生命经历，包括早期农场看到雨季前的光，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的背景，也可以看到我的政治观点，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也可以看到我的父亲、母亲，整个的历史。

　　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当你在按快门的时候你是用整个内心，整个灵魂所积累的这些东西在按下快门。其实在“创世纪”这个项目之前我应该算是一个社会的摄影师，当我去拍以前更社会化主题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毛泽东、马克思这些人都跟我在一起，我的政治观点，包括我和哪些NGO组织合作，这些都跟我的政治选择是有关的。

　　我每一次到中国拍摄都是大项目当中的一部分，而并不是说我只是来上海拍几天就回去，或者到天津拍几天就回去。实际上每次的拍摄都是一个更大、更宏观的项目。我记得我在80年代第一次到上海的时，上海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地方，跟现在大都市的情况非常不一样，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建筑，马路上没有摩托车，也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我当时拍了永久自行车的工厂，里边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每个月都会生产出成千上万的自行车，我在这里拍了好几个星期。

　　当时我在宝山的宝钢那边进行拍摄，也在天津一些工业场所进行拍摄，那里有许多许多的工人，当时很多工作都还是依靠人工完成。这些照片都收录在我的《劳动者》书中，当时共拍了26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拍摄这样故事的时候你必须要跟整个故事是一致的，你自己自身是属于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大概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去拍工人，如果我不认可工人这个身份我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项目的。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时期，因为中国本来也是一个农业国家，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工业，开始发展城市化，有许多许多的移民从内陆来到城市。但同时在我的家乡巴西也在经历城市化的过程，这个时期在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等一些国家都在经历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这个时期也是非常动荡的时期，许多人都要从家乡离开去大城市，甚至跨过国境去别国的大城市中寻找工作。所以在移民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许多社会学的议题。

　　在拍摄工人的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有后来“移民”项目，是关于人类家庭重组的项目。当我完成了工人的拍摄，妻子在编辑画册，展览之后，我立刻就开始拍摄移民的项目。“移民”这个项目花了七年的时间去拍，去了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回到了上海。我认为我可能比在座很多人了解都上海，我如果这么说好像显得有点显摆。这次我在上海拍了40天，基本全都是步行，踏遍了大街小巷，去了所有在建设的大楼和工厂。

　　除了上海之外，我还拍了伊斯坦布尔、牙买加、圣保罗等等许多城市，都是因为移民，从本来的小城市暴涨，突然成了大都市。在拍摄移民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种移民，就是一些战争移民或难民。虽然这个项目并不是直接拍摄战争，但是我跟着许多来自冲突地区的人们，他们跨过边境，逃离家乡的战火。这个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难民。这本书也是我的妻子进行了设计、编辑、出版，我们也做了一些展览。

　　这个项目是我一生当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项目，在过程中，有两个地方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第一个地方是以前的波黑，他们当时也在经历内战。另外一个故事是在卢旺达，那个地方的冲突也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我去了很多难民营，里边会收容几万难民，他们在焚烧尸体，必须要去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手段。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暴力的场景。在卢旺达拍摄的最后时期我就开始生病，不仅是心灵生病，身体也病得非常严重。后来我去见了医生，他让我必须停止拍摄这个项目，不然我很快就会死掉，只有停止拍摄才有可能恢复。

　　于是我回到了巴西，正好这个时期我的父母年事已高，所以他们就把农场留给了我。在我的记忆当中那个农场是一个天堂，我们有大概超过百分之六十多的土地都覆盖了热带雨林。但是当我回去继承这个农场的时候整个生态系统已经崩溃了，雨林只剩下一半不到。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片土地变成一个国家公园，我们决定重新去种植那些雨林，要让这片雨林重新长起来，大约得种二十多万棵树才可能。

　　大概在两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不断地筹款，去参加一些生态会议，并同时在种树。所以这两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接触摄影，两年后树都长大了，鸟也开始飞回来了，我才开始准备重回摄影的世界。在家乡的农场诞生了我们在博物馆当中看到的项目，就是“创世纪”的项目。最开始“创世纪”这个项目是我给妻子的礼物，我们想要去看一下地球上还存在的那些非常纯净的地方，因为我看了很多苦难的场景，所以我们也想去看看不同的地方。

　　这个项目拍摄花了八年的时间，每一年都有8个月的时间进行拍摄，其中就包括32个不同的报道项目，来构成巨大体量的作品。大家如果理解我的摄影就会知道我虽然拍得并不多，但是在每个地方拍摄都属于一个大项目的一部分，包括我之前到上海，其实它是属于更大项目当中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项目其实都不是凭空出来的，不是说我今天想要拍工人就去拍工人，好像是很棒的主意，但并不是这样子。工人来自之前的拍摄，“移民”是来自“劳动者”的拍摄，“创世纪”是来自于“移民”的项目。所以每个项目都是环环相扣的。人们说我是社会学摄影师或者经济学摄影师，我并不认可这样，其实摄影是我生活的方式，包括我所爱的、所恨的，等等所有想表达都是通过摄影来呈现。

　　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我可能并没有精力再去拍一个8年的项目，我虽然现在还是挺强壮的，但是就像一些老的汽车一样虽然还在开，但是它的一些零件、机械的部件已经开始老化了。但是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不会停止拍摄，就像一个人不会停止走路一样。在拍摄创世纪的时候我拍摄一部分亚马逊雨林印第安人， 这个时我决定要拍摄一个更长期的项目，就是关于雨林当中的印第安人。今天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新的项目，亚马逊的印第安人这个项目的照片，创世纪的照片就不展示了，大家可以到展厅里边观看。这是我明年会在雨林当中进行拍摄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