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已不存的太阳奖发奖仪式上顾铮与荒木经惟合影，1995年留学，是近代中国人为摆脱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发奋图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之一。当然许多人也抱有以此改变个人命运的目的。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与留学人才归国后所发挥的作用也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留学，为改变中国的面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许多人因为国家一度的落后，而产生了出国学习先进技术并且在学得“有用”（请注意“有用”这一说法）的知识与技能后运用、实践于祖国、报效、改造祖国的强烈愿望。因此，大多数人所携回的知识与技能，多是“有用”的，而且社会普遍认可留学选择“有用”的学科，因此留学生出国学习与掌握“有用”的技能的趋势越来越受肯定。如果把留学视为一种功利性明确的社会实践，当然会把其是否“有用”于社会改革与发展视为评估与考核指标。因此，在由国家所组织的留学行为中，所学科目于国家“有用”与否，是当然的考量。即使是人文学科，也以经济、语言类等的“有用”性为考量。因此，我们不无感伤地发现，在以国家名义向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的百业中，摄影是排不上号的。试看，公派留学的，人文艺术已经极少，而摄影作为一种人文艺术与技术，则被决绝地置于人文艺术之外。同时，它也不被以“有用”为标榜的科学技术所接纳。因此，摄影，在国家动用公帑实施留学人才选派的选项里，确实难得有它的一席之地。
但我们可以仔细想想，这“有用”，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有用”？如果所学可“用”，它应该“有用”于何处？而像绘画那样的“无用”之术，虽然名额极少，但国家出了钱仍然有信心认为是培养了能学到手艺的人才。而摄影，在许多人看来，是没有值得投资的手艺成分在的。因此，国家公费留学里，似乎很少听到有公费派遣摄影留学的名额似乎是当然之事。不知这是不是我的孤陋寡闻。
然而，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后，在自费出国留学者当中，出现了学习摄影（这里说的是接受某种高等教育制度下的学位教育的留学）的人的身影了。以中国人之聪明，在公费留学之外，“发明”出了多种多样的留学方式，其中“公派自费留学”这形式，似乎很适合于如摄影这样的不受公费派遣的留学科目。
如果说，这就有了“正经”（这个词会得罪人）摄影留学第一代之说的话，那么1980年代出国的石志民、罗小韵、靳宏伟（美国）等应该属于这一代。而之后的1990年代，则有缪晓春（德国）、曾璜（美国）、王如仪与冯建国（日本）等人。当然还有一类人，留学专业方面非摄影，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而转向摄影研究的也有。如不才本人。
进入新世纪，以自费为主要形式出国学习摄影的人就更多了。以我非常有限的了解与接触，这些人中，如塔可、张晋、陈哲与张文心（美国）、王岩（英国）、朱炯、高岩、孙小川（法国）、单飞鸣、唐晶（德国）等，并且都已经学成，成为了跨越当代艺术与摄影两个场域（如果还必须这么分开言说的话）、来往于本国、留学国度以及世界艺术场域的活跃分子。除了选择艺术创作专业留学之外，还有不少人在出国留学时选择了在国外学习艺术理论与历史，并且在硕士、博士阶段以摄影为研究对象。这些人中，有黄少华、刘丛匀（美国）、何伊宁、范静雯（英国）等人。
从世代上看，新世纪的摄影留学者人数之多，当与中国经济发展、发达了有关，这也同时反映出留学观念的转变。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不再纠缠于自费留学是一项必须有“回报”的投资，而是能够理解子女的志向并且有能力支持。国外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中产富裕阶层或者更有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家，才会更支持子女去学习艺术与艺术史什么的“无用”专业。虽然摄影的留学仍然以自费为主要模式，但这些“摄影留学生”们中的许多人，却是明明白白要以摄影作为自己的志业而主动出国留学的。
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史论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成之后，主要以国内为活跃空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人才积累，现在看来颇有浩荡之感了。当然，如缪晓春这样的以创作走在国际前沿并且作育英才的贡献也是历历在目的还不多。但是，我们相信，数代摄影留学人才在未来的发展空间也相当之大。而且，这是经过数代人的持续努力而形成的局面。
回头来看，如果有人愿意着手研究摄影留学史的话，那么这历史从哪里开始就是个有趣的问题。最早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摄影制版的，算不算是摄影留学？1950年代像袁苓先生这样被派遣到苏联学习了5个月的新闻摄影的人才算不算是摄影留学？还有，1980年代中日蜜月期间，日本大出版社讲谈社为中国培训摄影人才设立项目，当时北京\上海等地派出了周令飞、靳宏伟等人参加。这些人，无论出去后不回（后来似乎都以各种方式回来了）还是学习了回来，肯定都会为我们的摄影生态带来某种影响。但他们又的确没有接受正规高等教育体制内的摄影教育，但能够说因此没有接受过某种观念上的影响？这样的技艺型的留学算不算摄影留学？当然有人认为，摄影本来就那么几下子，聪明人有那么半年足够了。
在简略回顾了摄影留学的情况后，我们当然面对以下问题，即摄影留学者们对于中国摄影发展的贡献是什么？也许现在只能看出某种端倪。但显然的，他们的存在与活动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摄影生态的一部分，并且也还在慢慢地改变着摄影的生态。
也许，保持一种艺术上的独立性可能是这个人群比较显著的一个坚持。他们一般未必会热衷于主流团体的名衔，而是以持续的创作作为自己的艺术志向。他们的艺术强调观念性，追求艺术语言的纯度，因此作品的完成度也相对较高。而对于作品展示方式的不亚于对作品制作本身的讲究（在个展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也是他们的艺术态度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不少人以市场为生，因此，他们尊重市场，较能够相信、接受市场对于自己作品的检验与评价。他们的生活态度也更愿意保持某种个人私密性。与国内相当多的摄影人喜欢或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摄影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创作”不同，他们往往更愿意享受一种独立创作的快乐。这些可能是受国外教育与气氛的影响，但我认为这不是“坏”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独特的品质，逐渐地产生了一种影响。
如今国人出国方便，摄影家自行出国参观与交流也不是难事。更有一些较有影响与潜力的年轻摄影家与艺术家，受邀国外的艺术家居住计划，在某国某地逗留一个短期。这种出国方式，当然于个人观念有影响，但毕竟不同于相对长期地（至少一两年甚至更长）在一个特定的学科内部，经受较为全面的严格训练。以长期留学为特征的专业训练，既有专业上的，其实也包括了与留学所在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了解、适应、磨合与互动。而这就会在留学生的价值观方面产生潜在的但深刻的影响。因此，所谓留学，之所以不同于短期出国考察，是因为留学，常常是一种长时段、全方位地观察、了解以及接受对方的文化与教育的人生实验与实践。这种影响与变化，会在留学生身上慢慢地释放出来，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个人气质与作品风格而传播出来。因此，留学对于个体的内在塑造，其影响是深刻的。
到日本不久，顾铮就买来桑塔格《论摄影》的日文版开始翻译，图为发表在《现代摄影》1992年3月第26期上的译文。前面说到，历代中国留学生通过在教育领域服务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培养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地，在讨论中国摄影留学人才可以以什么方式服务祖国、在祖国产生影响的时候，我认为，在教育领域贡献力量或许与他们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努力一样重要。
据我对于韩国摄影教育的了解，现今多达60个以上的韩国摄影院系（2008年所了解到的情况），其中主要的教学工作是由在欧美、日本学习过的归国摄影留学生承担。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从我有限接触到的情况来看，韩国摄影专业的学生所接受的训练较严格，如果不论独创性的话，至少作品的完成度较高。
如今，我们同样能够期待逐渐回归的中国摄影留学人才为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贡献力量。中国的高等摄影教育迎来了其发展的有利时机。如何吸收摄影留学人才作为高等摄影教育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高等摄影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需要各教育机构与摄影教育机构的主其事者们行动起来，展开积极的猎头行动，以诚意引进摄影留学人才加盟。这么做有利于摄影教育，有利于学生，当然也非常有利于中国摄影的发展。
在精力与智力上正当年富力强的留学生，如果能够积极投身高等摄影教育，在教学中将自己在国外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有机地结合进教学实践中，想来会大有益于学子。我想，他们的教学，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一种技术、技巧的传授，而更应该是某种成熟的观念与理念的传播，同时在传播与实践的过程中再整合出符合本土教学需要的、具原创性的东西来。当然，如何在生活工作上创造一种能够让他们安心工作的环境，放手使用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也是需要有关各方主其事者从各方面认真考虑并加以努力的。如何使得他们的激情与热情得以转化为一种献身摄影教育的能量，是值得我们有关方面深思的。
听到过一个颇为令人感动的故事，说现在新华社工作的曾璜先生从美国雪城大学学成归来为新华社效力时，时任摄影部主任亲到机场接机。
我没有向曾璜先生确认此事。如果此事属实，美好令人感动。如果不实，何必扫自己的兴？不过，我还会继续想下去，那就是，现在学摄影的人留学回来，如果有机构、特别是教育机构接受了他，此机构会这么求贤若渴地去机场迎接吗？
我们的摄影教育界，过去若干年来主要以本土人才为主，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本土需要与规律的教学经验，为高等摄影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成就。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摄影与摄影教育是一门可以快见成效的“行当”或“生意”，那就不免有看低了摄影作为一种现代学科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嫌疑。如果我们真诚欢迎摄影留学生把国外最新的实践与经验融汇于当下的教学实践中来，岂不更好？他们带来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应该而且也一定可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新的令人欣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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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顾 铮
本文来源：《中国摄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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