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琦/河南省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
在中国摄影的历史上，20世纪后20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摄影变革，摄影家们响应时代的感召，经历了艰苦的反思与抗争，进行了顽强的探索与开拓，终于冲破了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开辟了多样化发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国摄影一次深刻的历史转折。
在20年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一代纪实摄影家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纵横摄坛，他们关注社会，关怀生命，追求真理，经受了更多的磨砺和坎坷，饱尝了更大的压力与困惑，他们艰难跋涉，执著前行，终于开创了中国纪实摄影的一片新天地。这是中国摄影史上值得吟诵、珍惜的一页，一代摄影家丰厚的实绩与体现的精神，将成为中国摄影宝贵的历史遗产。站在新世纪，回望那难忘的年代，仍使我们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在这一代纪实摄影家中间，侯登科无疑是杰出的一员。他带着人性的追问和深情的关注，进行着对中国农民的记录，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影像；他用和着血肉体验的思考，开辟着纪实摄影的道路；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却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没有放弃自觉的责任与使命，他的精神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代表着一代摄影家的灵魂与良知。2003年2月3日，侯登科的逝世震动了世纪之初的摄坛，所有摄影媒体、众多摄影团体和全国各地的摄影家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位杰出摄影家的哀悼与怀念。如今，因他的逝世引起的情感波澜久久不能平静，对他的思念与思考更加强烈和深入。人们回过头来追寻他的意义与价值，终于深深认识到他的名字已经与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83年，侯登科参加在北京举办的9人黑白摄影展览，作为新一代摄影家显露摄坛。此时，社会改革浪潮初起，各种文艺思潮乘势纷至沓来，摄影艺术挟裹其中摇摇摆摆开始了新的探索，现实主义摄影在“左”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政治模式中艰难起步，侯登科的精神之旅就在时代的新要求和传统禁锢的激荡中开始了。1986年他与潘科摄影的组照《出征》，引发了当时摄影界最为强烈的争议，在大量批判的意见中，送亲人上战场离别的哭泣，被转换为一个有损军人形象和不良社会效果的政治陈述。这组照片明确昭示了侯登科对待现实生活的摄影态度：真诚地对待真实的生活。在以后的摄影道路上，这是他一条清晰的脉络。现实主义摄影面对的强大阻力，又使侯登科深深地认识到，需要一场强大的理论攻势，冲破旧观念的桎梏，为真正的现实主义摄影开辟道路。于是，他与陕西一批现实主义摄影家集中发表了《现状与思考》（秦言）、《一面待树的旗帜》（古力）、《论生活真实》（胡武功）、《关于形式与内容》（潘科）、《自觉的历程》（侯登科）、《被淹没的光彩》（侯登科）等长篇论文。这些论著从不同方面深入剖析和猛烈抨击了旧观念、旧模式的错误本质，提出了现实主义摄影的发展之路，显示出一种新的摄影自觉和极大的理论勇气，成为“陕西群体”的摄影宣言，在摄影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也引发了全国各地大批摄影家、摄影理论家的呼应和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理论攻势，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最突出的成果，对于推动现实主义摄影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侯登科作为这场理论攻势的主要发起者和实施者，成为影响中国摄影进程的摄影家。
在发动理论攻势的同时，侯登科策划参与了1985年的《西北风》摄影展览，这是“陕西群体”理论宣言的实践，是80年代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摄影展览之一。1987年他又参与策划、组织了《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这场规模宏大的赛事，对于奠定现实主义摄影的地位，起到了“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1989年《侯登科摄影作品集》出版，在此之前，他的许多作品已成为摄坛名作，而这部作品集更集中地反映出他对农民的关注和热爱、对现实的批判与思考，也展示了他成熟的摄影风格。
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摄影”的提法逐渐被“纪实摄影”所取代，这不仅是称谓的改变，更是一种发展的结果。风云激荡的时期过去，侯登科沉静下来，在对自己不断反思和对摄影更深的理解中前行。1997年他与胡武功、邱晓明合拍的作品集《四方城》出版，评家蜂起，成为纪实摄影的又一力作。2000年他拍摄10年的《麦客》问世。他说：“1989年个人作品集出版后，一个‘不过如此’的对创作、作品、艺术崇高感的质疑过程伴随着虚荣心的冷却开始了，曾几何时的强烈地依仗摄影履行社会批判的功利欲，逐渐转化成严峻的现实认同意识，认同于现实‘之所以如此’，并开始尝试一种长时段的涉足和生存域的探触。……将麦客们的命运转换成更多的人和社会的关切、思考，也是我认同现实的基本责任。”侯登科把“麦客”作为与“创作”式的浪漫和报道式的就事论事的告别，而把摄影视为“思考方式”。这种思想的升华，使他的纪实摄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麦客》在摄影界乃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获《中国作家》2000年度大奖，为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纪实摄影留下了一个最优秀的文本。
侯登科还有“民工”、“妇女”等专题摄影和大量作品有待整理出版，但是病魔已经不再给他时间了。他是带着对农民的牵挂和对摄影的眷恋离开我们的。2002年12月27日，他去世前的第38天，已经不能书写的他让孩子代笔写下了这样口授的信：“我想我应该记述国情的某一部分、某一个阶层、某一个被人们有意忽略但定会被正视起来的人们，他们就是农民。”生命垂危之际，他表达了最后的心愿：把全部作品、文稿、信件捐献出来，用来资助那些真正为纪实摄影努力的摄影家们。
侯登科把他的一生付与了中国纪实摄影，也托付给我们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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