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鲍昆
2014年1月，一个在收藏界的朋友刘钢微信给我说发现了几百张有关四月影会时期的照片。看过微信后，我回答说不可能。因为近年来在几次四月影会的纪念活动中，老朋友们都认真征询过当时老照片的留存情况，以便找机会用这些遗物呈现历史原来的情境。但遗憾的是，在有可能留存这些照片的朋友中得到回答都是——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对摄影照片的理解还没有收藏意识，认为照片都是随时可以复制洗印的，并不值得专门保留收藏。另外，第一次《自然·社会·人》展览成功地举行之后，香港一位热心的黄锦江先生帮忙出版了一本这次展览的画册，也因此所有展览作品都在黄先生之处。但黄先生多年前就移民美国，目前基本没有联系。
在刘钢的邀请下，我带着深深的疑虑到潘家园市场的一间店铺中去鉴识这批照片。到那里已经临近傍晚，在灯光下刘钢和朋友拿出了这些“作品”。它们全部是一卷卷的，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而卷得非常紧。我们小心翼翼地展开，生怕脆裂。这些年代的气息，让我还未看内容，就已经开始有了希望的感觉。果然，在看过几幅作品之后，一幅作品刚刚展开就让我大喜过望，那是四月影会展览召集人王志平的作品“海上一辈子”，而且品相极好。这幅作品也是《自然·社会·人》展览画册的封面照片，极其珍贵。
紧跟着，一幅幅熟悉而且亲切的影像随着一卷卷打开的作品顺序出现了。这些作品包括金伯宏的“5-1、2、3、4”、李恬的“自嘲”、凌飞的“只有思维在流动”、闻丹青的“好日子”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社会·人》一、二、三回展览中出现的作品，而且绝对是当时的制作。有意思的是，在可以肯定的三届《自然·社会·人》展览中的作品之外，还出现了第一和第二届（十年一瞬间）现代摄影沙龙的许多作品。比如：杨绍明的“一月八”、李斌斌的“傲雪话新春”、朱宪民的“黄河两岸”、齐国华的“Modern Looks”等等。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作品中，还出现了第二届《自然·社会·人》展览卡片式宣传图册的版式设计原稿，其中许琢的“SOS”小样片贴在版式卡纸上，并画着制版用的对角线。
至此，我在现场给刘钢的判断回答是：这些都是三届《自然·社会·人》和两届现代摄影沙龙展的送稿样片，其中许多样片的尺寸和展览作品应该是一致的。它们保留了这两个时期展览的大部分样貌，也可以从中真切地感受到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氛围情景。由于四月影会和现代摄影沙龙虽然是个前后的时间逻辑，但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和核心人群其实一群人，所以这批忽然出现的摄影作品应该是一个出处。但为什么在大家多次寻找它们都无消息后，现在又忽然出现？是什么出处呢？在现场拥有这批作品的马先生表示也不知情，说是收废品的送来的。那么这批作品的来历故事到此为止了？在三个月后的一次北京摄影圈老朋友的活动上，一位曾经很长时期为大家帮助保管这些资料的朋友承认这批作品出自她那里，理由是因为家里实在没地方了。于是，出处的故事就彻底明了了。
这批史料性的作品最终被刘钢先生收藏了。他也表示愿意随时提供这批作品进行公开的展览。能够将这些作品做展览，让公众了解那一段历史则是我的愿望。我也曾与那日松先生谈及这个想法，他表示一定尽力支持。
去年，闻丹青先生与我交谈时提到，他想利用这批作品呈现1976年—1986年这十年的中国摄影的转型，因为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摄影”到1986年的现代摄影沙龙第二回展《十年一瞬间》，正好是十年。他的想法非常符合历史实际，因为这三个历史现象的主体人群大致都是一拨人，所秉承的精神也贯穿始终，而且转型的主体地域也是在北京。还有，现代摄影沙龙在1986年第二回展之后，由于作为执委会成员的我和凌飞、吴鹏的退出，以及李晓斌、罗小韵的不参加活动而更名为“当代摄影学会”，从而开始了有别于以往的另一个阶段，所以1986年正好是一段历史的完结。再有，闻丹青先生手上正好也有1978年四五摄影悼念周恩来展览的一些原始展出作品。所以这个展览的作品全部都是当年的历史“原作”。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别致和有历史感的展览。
闻丹青先生为此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除了从刘钢先生那里挑选展出的作品，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情境，他还从另外收藏有零星当时作品的收藏家手上，以及当时展览结束后将自己作品取回的作者朋友手上征集作品参展。目前，闻丹青先生从六百余幅作品中大约挑选了二百幅以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展览，相信会给希望了解那段历史和研究那段历史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尽可能接近历史原味的呈现。这也就是这个展览的目的。
最后应感谢映画廊。
2016.4.5
责任编辑：马俊岩 SN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