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奋个人影展
2017年3月19日-4月13日 周一至周日 10：00—21：00
上海洛克•外滩源（圆明园路133号）女青年会一楼
正午的申报馆，人头攒动，昔日里出品的是著名报纸，如今捧出的是美味佳肴。约访张力奋先生，就在这座沉浸着历史风云，却又漂散着现代气息的百年建筑里。
似乎是一种暗合，无论如何变迁，TA还是TA，只是角色的不同罢了。张力奋先生最为知名的身份，是长达12年的“FT中文网”总编辑，如今，更多人知道的，是他复旦教授的新职。
但对一个爱了摄影几十年、拍了照片几十年的摄影人张力奋，或许很多人如我一样，感到陌生，心生好奇，想要快些一探虚实。约访、讨论策划中的影展，他时时处处都是细致的，细节的，积极的，但同时又是尊重结果的。我大概可以感知，这就是他的态度，是他对摄影的态度。
头一天，张力奋先生刚刚从美国归来，还没倒过时差，这一大早又匆匆去洗了牙，然后跑来申报馆，赴我们的约访。远远看到我，他起身相迎，礼数周到又不失亲切，瞬间化解了我一路上的忐忑，了解张力奋先生的影像世界，就在这样的轻松中开始了。
Q：您一直喜欢摄影吗？
A：一直喜欢。我是60年代出生，那时一般家庭很难想像有一台相机。所以，我们小时候影像的东西就非常少。越少，就越珍贵。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幸运地开始用专业相机。大学时，特别喜欢黑白摄影。初学那段经历对我怎么看摄影、怎么看影像，很重要。
Q：最初学习摄影的过程，是怎样的？
A：我唯一和摄影相关的科班训练，是新闻系的黑白摄影课，自己拍、自己在暗房冲洗、放大。我1980年上的大学，是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后的第五年。回想起来，那时新闻摄影的宣传色彩仍非常浓。我找到一本当年黑白摄影课的作业本，整整一个学期的作业，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一开始就对人与环境、对社会生活的自然主义记录感兴趣，常问自己，照片可不可以拍得和新华社的风格不太一样？所以，我作业里，有人在打哈欠、有人坐姿非常不好地在打嗑睡……这些影像，几乎很难出现在官方表述中，但我觉得这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态的呈现与体验，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它。我想，我的整个学习过程，一直在思考“怎样的社会和行为比较正常、怎样的表达比较自然”这些问题。
Q：2010年到2015年期间，您每年报道“两会”、直播两会，发表了大量新闻照片和图集，角度和一般媒体不太一样，能讲讲这些报道的经历吗？
A：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两会”是中国政治日历上很重要的议程，也几乎是唯一能够在现场直接体验国家立法和协商运作的场合，每年都有3000名中外记者采访。我连续五年采访“两会”，发现它有很多面向与色彩。我给自己的任务，是记录中国老百姓在官方媒体上不一定看得到的侧面，这是我的职责。我在等待、捕捉镜头时，我对读者或用户，有一个承诺，希望让他们看到更真实、更原味的中国政治空间。你可以看到，我的“两会”报道有自己的角度、很多面向，记录另一种真实。比如，我录过人民大会堂开幕式领导人上台前的打铃声。这个铃声，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似乎从没听到过。这样的细节，还有许多，对我们了解中国、中国政治决策过程以及人大的角色，都很重要。再比如，每年我都会花很多时间拍闭幕式。人大委员长一宣布“现在散会”，我的拍摄就开始了。很多年里，我是人民大会堂里最后离开现场的记者。警卫要清场了，才不得不离去。主席台上，散会的这个瞬间，场面活跃起来，有些忙乱，不像上台时那么整齐、有序，但正是散会的瞬间，中国政治以及中国领导人的人性一面， 刹那间得以释放。我觉得，让人性注入政治很重要，拍到那样的场面，有时比万言书，更能体现我对中国公共政治的理解。
Q：以前你主要用文字，现在用相机、用镜头捕捉，您是怎么在两者间转换的？
A：其实，彼此是相通的。很多读者觉得我的文字有画面感，强调视觉的存在，适合写剧本。这让我在摄影者和作者之间的转换变得很自然。两者之间是共通的，是内在的。有时候用相机来表达文字的描述，有时候也用文字来表达相机记录的一个自然场景，这个过程从来不是割裂的。习惯了，转换也成了无意识。FT是较早开始多媒体尝试的。“两会”期间，我这个总编辑就变成了现场记者，拿起相机、摄像机、录音笔，为多平台工作。十多年前，这已经是我工作的常态了。
Q：您长期当总编辑，会对您的摄影有影响吗？
A：会有一定影响。作为总编辑，一个内容生产的组织者、把关人，去现场的机会少，多在编辑部里。相当长的时间，我拍得很少。当然，我比一般的总编辑还是幸运，还一直有机会做记者应该做的事。每年，我还是会坚持写一、二十篇稿子，还是会到现场去。有时我和中国的年轻记者一起采访，他们觉得说，咦，他这个年龄还在跑一线？有时候，我会因此躲掉中国年轻记者，转到西方老记者群去。这个现象，我觉得有意思，欧美媒体的“两会”记者当中，有一大批白发苍苍或没头发的，因为这个行业需要时间与积累。而在中国，记者吃的是青春饭。他们的新闻职业寿命很短，匆匆向新闻第一线告别。我告诉自己，要一直写下去、拍下去，作为总编辑，你的权威在于，除了告诉一个记者他们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以自己身体力行，无声地告诉他们，我还在做。
Q：摄影的最大特点是定格经典，让一瞬永恒的这种摄影过程中，您是怎么把握的？
A：首先，你必须对现场有判断力。比如每年“两会”，就是非常难得的现场。进了这个现场，如何表达对这个时空的理解？什么样的“两会”，取决于你的眼晴，你的镜头。我拍的两会，也是两会的独特部分。再比如，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报道奥运会开幕，要务在选对现场。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北京奥运会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想记录的。那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旁，我拍了三个多小时。当天很多小贩在那儿卖国旗、国徽的贴纸，城管也不管了，很多父母掏钱给孩子买五星红旗，买贴纸贴在额头上、脸上。我很感动。一个小老百姓自己掏钱买一面国旗、买那些贴纸时，在那一刻，他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是有归属感、自豪感的。选对了现场，离历史瞬间就近了；第二点，我觉得是细节。要有耐心等待。除了光线、构图、角度，最重要的是人的行为，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不干预对象，所以只有等待，这是任何认真的摄影者都必须接受的代价。我一般会在一个地方等，等很长时间，希望等到足够好的瞬间。
Q：您经常为了拍摄去等待吗？一般会等多长时间？拍什么？
A：我会等待，会花三、四个小时，待在一个点上，把它拍个彻底。比如，我经常路过天安门，它的象征意义丰富极了，文化的、政治的、老百姓与权力的关系，里面隐含太多。每天有很多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大人、小孩、拖着行李的民工，父母子女几代人……有一天，我就在那儿拍了四、五个小时，全部拍中国老百姓的合影。这种过程，非常享受。每次拍完，体力上会透支。拍的时候高度紧张，都紧绷着，还需要跑动，追光线和角度，因为稍瞬即逝，好的瞬间更是。
Q：好的拍摄和作品，需要很多契机，或者运气，您觉得是这样吗？
A：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上，要做成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水平与努力，少不了幸运的帮助。这样，你才有谦卑之心。离开FT后，我终于有时间去完成一件想做的事情——拍摄北京大兴郊区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蒲公英学校。我和家人是这所学校的义工。它的条件极其简陋，但却让我看到了教育的高尚与力量，教育最好的一面。去年秋天，我和我儿子持续工作了三个多月，力求每两周去学校拍摄三天，拍了近9000张图片，记录了一所平凡而伟大的学校。现在拍摄已完成，计划今年下半年在北京、上海举办《蒲公英学校》摄影展，希望在伦敦也做一个。这既是新闻摄影展，也是独特的社会学田野研究。一天，我随校长去一个四处漏风的地窝子，采访一个学生家庭，八个孩子都在黑洞洞的炕上出生。我问当菜农的父亲，在繁华北京如此艰辛生活，孩子们有没有抱怨过？父亲说，八个孩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情绪，我告诉他们，我们家穷，不是别人造成的，是我们家的问题，要靠自己努力来改变。他身上的那种阳光、那种笑容，这个时代已很少见。这些东西非常打动我，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拥有这样强大的意志力与求生的力量？面对他们时，我感到谦卑。社会往前走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老百姓。这是摄影者值得记录的。
Q：定格经典的瞬间，您觉得是摄影师长期积累的结果吗？
A：我觉得，每次抓到一个瞬间，看上去很偶然，其实是对长期磨练的奖赏。我的视觉体验中，有些东西特别容易冲进来，一下子就把我降伏了，这些都是我脑海里沉淀比较深厚的。有时，拍到一个瞬间时，觉得已经等了很多年，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今天就等到了。长期的积累，如情绪的积累，其实就深深埋在某些地方，刺激她了就召唤你、影响你。在英国留学时，我特别喜欢去墓地散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死亡的看法。回国这几年我参加了不少亲朋友人的葬礼。中国的殡仪馆、葬礼，很有意思。葬礼开始前十分钟、二十分钟，大家聚拢来，厅外非常嘈杂，大家热情打招呼，就像一个社交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很中国。所以，这次拍“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说一定要去一下龙华殡仪馆。在告別厅，我呆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没拍正进行中的葬礼，而是找到一个刚布置完的最大厅，非常大，花圈还在门外，亡者也没出现，悼念者也没出现，只是一个空镜头。背后是过去几十年对死亡的思考。没有最近四、五年在中国出席过的葬礼，我可能不会选择那个空镜头。
Q：您的作品很多是纪实类的，特别是新闻纪实类，纪实摄影对您有怎样的意义？
A：这个问题很好。第一，我所从事的新闻职业，是为事实和真相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用文字记录，还是用影像记录，都应是记录事实。第二，相比摄影，我这辈子用的更多的是文字。文字常常令人无奈、无力，甚至惶恐、脆弱；影像，作为另一种介质，更直接、强烈，让人无所逃循； 第三点，跟我这代人、我本人生长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读新闻系时，我们看到许多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照片都被篡改过，甚至多次遭遇篡改，某个人物突然消失了，某个人物换位置了。正因为历史在视觉上已残离破碎，历史的真相和影像完整才如此重要。到英国念书后，更加印证了我的这些想法：要观照历史，就要保持影像记录的完整。
Q：您一般会有固定的拍摄主题，或是特别热衷的选题方向吗？
A：并没有固定的主题。我对公共生活以及公众生活有兴趣，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比如， 报道奥运会、每年的两会、十八大、中国高层发展论坛……这方面，我希望提供更真实的的场景与解读。第二类，是相对比较私密的个人空间。比方我喜欢拍摄小孩。我对普通人以及他们特定情景下的行为感兴趣，像在伦敦我就经常拍摄街头流浪歌手。我还特别喜欢拍摄自以为有权力或权势的人，也许他们内心并不像外在表现的那样。我们能不能拍到他们更人性、更脆弱的一面呢？我只想说，我选择某一个镜头、把它拍下，记录在案， 对我是重要的。2002年，我在西藏抓拍到这个镜头：一个汉人摄影师边按快门，边把一张人民币递给被拍的藏人老妇。我当时很愤怒，也有种无奈。这张抓拍的照片，可能不是一幅最完美的摄影作品，但这样的瞬间对我影响很大。
Q：刚才提到西藏影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怎样的一个展？
A：那是2002年。当时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获得了BBC的Onnasis年度旅行奖，奖品比较有意思，6千英镑左右的旅行预算，接近两个月的假期，去经历一件跟工作没直接关系、但自己渴望体验的事。最后，我选择了西藏。这是影展的由来，是我与一个完全陌生、存有诸多偏见的文化的冲突，我选择用影像的方式去记录。那个时候，没有数码相机，我大概拍了近40卷幻灯片（正片）。之后在伦敦和台北各做了一个展，主题是《西藏》。
Q：您喜欢拍孩子，是爱好还是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A：我很喜欢逗孩子玩。他们对我也不讨厌。拍孩子，很难，他们不配合。幼儿园前的小孩，他们好动、天真，甚至带有动物性的东西，这种自然状态，对摄影者是愉悦的经历。十几岁的孩子，就难了。他们进入叛逆期后，拍摄他们不再是愉悦的过程了；第二，可能是童年的补偿。我成年后做的一些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对童年的缺憾的一种补偿。我们这代人没有正常的童年，甚至也没有正常的少年。我在童年时应该阅读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在我自己成为父亲后才补上的。有段时间，我每晚给我的儿子念一个故事， 从格林童话到Dahl。当了父亲，才补了一个童年，比我应该读这些书的年龄，晚了20年。
Q：在那么多摄影的过程里，有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A：有一些瞬间。记得在西藏阿里圣山的一个湖边，我起的早，5点多钟，两个藏人妇女慢慢到湖边打水。西藏的纯净，太阳刚升起，她们红色的衣服与红包头……那个光和影，天和人、人和环境，就在那一刻，都完美地落在他们的位置上，人和自然的崇高感。还有一个镜头，是在珠穆朗玛峰露营地过夜。太阳落山时，那个光线，如神的造化，让我忘了是在珠峰，奔跑了六、七十米，去找一个完美的角度。拍完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肢体要爆炸开来。再比如，“两会”的散会，我每年都很期待。我觉得，每年“散会”时主席台上的景象，比我读到的任何有关中国公共生活的文字都更深刻和细腻。
Q：哪些作品，您觉得是有意义的？
A：我所拍的，对我个人来说都有意义，其中有一小部分，可能还有公共品的价值， 毕竟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瞬间。很多东西要靠时间检验。我只能说，我所记录的影像，有些是稀缺的，有特定的视角。至于说艺术上的价值、视觉上的价值、公共意识上的价值，还是社会学上的价值，不同的人，不同时间，会做出不同或者截然相反的判断，不由自己评说。
Q：摄影爱好者都想拍出一张好照片，对您来说，什么样的照片算是好照片？
A：每个人记录的世界，都是主观的。我相信永恒的东西，应该是能够打动你的，让你冲动、能让你流泪。最近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年轻的农妇正赶火车，背着山一样高的行李铺盖。视觉上看，她所背的远远超过她的体重和身高，身子前倾，手上紧紧抱着她的孩子。这张照片，不管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上海人还是新疆人。。。。。。可能都会感动，这是人性共通的体验与情感。我们不知道她的故事，这个影像本身就足够打动我了。另外，能够定义一个时代的，会是了不起的作品。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作为一个摄影者，我们控制着相机、按动快门，决定曝光、控制着时间和空间，控制角度和视野，控制着细节，控制着我们能看到什么。但是，能否成就一张伟大的照片，并不取决于摄影者本人。我们只能告诉自己，在现场，按完快门，我的使命到此为止了。
Q：对于入门级的摄影师，如何做好摄影，您会有些什么建议？
A：我不觉得我有资格贡献建议。从大学开始到现在，我的摄影经历也有几十年了，但我只是一个摄影者。跟三十年前相比，摄影不再是一小部分幸运者的特权。数码技术越来越普及，成本越来越低，有些东西比技术更重要。从这点来讲，入门级的摄影师，拍摄的过程，也是自我发现的过程，对入门级的摄影师来说，你的作品首先应该对你个人有意义，让你有情感上的冲动与感应。
Q：在未来，您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A：先把《2016年上海的最后一天》这个个展做好吧。下一步把《蒲公英学校》的策展做好。今年，我会到牛津大学做一个学期的研究，可能想借此机会，找寻牛津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姻缘、曾经的人与事。因为教学、研究，我给摄影分配的时间很有限，不敢想太大的计划。幸好现在有手机了，我花很多零星的时间练习手机拍摄，街头、车站、餐厅，居然拍出一些相当不错、有趣的东西，有点玩性地探索。我希望合适的时候能做一个手机作品展。到底什么样的展，什么方式呈现，还没想清楚。手机给了我们太多解放与想象空间，技术越来越完备、可控。我相信手机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新技术，将是人类摄影史上的全新疆域、处女地，将给予过去170多年摄影史上从没有过的自由。
Q：您3月18日在上海洛克外滩源，有个人摄影分享会，之后还会有一个影展，能给我们网友提前分享些信息吗？
A：好的。我一年前回到母校复旦，又成为老师。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我也经常给自己布置作业。2016年，非常有意思，若干年后相信会有很多史学家写书记录2016，我给自己出了个题目——记录2016年的最后一天。从12月31日凌晨5点10分开始，一直拍到元旦凌晨12点多钟，差不多20个小时，拍了18个地方，其中三分之二的线路是我主观设计的。另外三分之一是当天游走时的意外发现。我设定的路线里，比如南京路上的王家沙，百年老店，现在还能吃到正宗的上海点心，它还留着一丝老国企的痕迹，让我联想起70年代的生活；刚才提到的上海殡仪馆，一个公共空间，我觉得对上海的记忆也特别重要。当天的临时发现，比如西藏路上的沐恩堂，我小时候就有记忆。另外，我意外地在浦东歇浦路发现了老轮渡，原来它还没有消失。坐着轮渡，我在黄浦江面上拍了杨浦大桥。经过杨树浦路一个租界时的老洋房，发现上海有名的弄堂“新康里”已经拆迁了，只剩一个巨大破砖残瓦，加上未搬走的几户家庭、孩子……那一天，20个小时拍下的，是我眼中的一部分上海，是我个人的记录，也许能让朋友们体验一个不曾熟悉、不曾了解的上海。这不是完整的上海，但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对我是有意义的，它帮我连接我的故乡的过去与现在。我也希望若干年以后它对上海本土史的研究有些价值。无论从社会学上讲，还是从视觉上讲，这几十幅作品，展出以后，只要观众会对其中的一、两幅作品有印象，看到上海皮肤下更深层的脉络，我就很满意了。
活动及摄影师、会展信息：
《摄纪•时光之旅》是上海宽带山联合上海洛克•外滩源发起，在上海发源之地、百年老建筑群聚集地外滩源，展开的一场为期6个月的沪上摄影师“摄影分享及个人影展” 活动
张力奋档案：
1962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包玉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获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1993年进入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2003年加盟英国《金融时报》（FT），曾任《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FT睿杂志总编辑。2015年底，回归复旦大学，任新闻学院教授。
张力奋个人摄影分享会
2017年3月18日
上海洛克•外滩源（圆明园路185号）兰心咖啡二楼
张力奋个人影展
2017年3月19日-4月13日
上海洛克•外滩源（圆明园路133号）女青年会一楼
本文来源：宽带山kds
责任编辑：马俊岩 SN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