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的第4个晚上，我在绵阳市的一家宾馆内写稿，门开着，住对面的一个男子走进我的房间。我现在还记得他30岁左右，身材魁梧，红红的脸像是喝了些酒，进来时带着微笑。“你是记者吧？”他问我，我回答是。然后他开始平静的介绍自己来自北川，家里人基本都没了。我停下手上的工作，陪他抽了两支烟，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知道他想找人倾诉，但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他。僵持了很久，他礼貌地告辞，我没有挽留他甚至没问他的名字。

他走后我一直在想他不正常了。

7月底我回到了北京后，一家人坐着看电视，当时央视地震题材电视剧《震动世界的7日》正在播。我一边看一边评论，这里不对，那里不好，这个场景太虚假……完全像一个傻瓜。突然间自己被某种情绪击中，完全没有先兆，接着无法抑制的悲痛涌了出来。我当着老婆、丈母娘、儿子的面，哭得稀里哗啦，吓得刚满4岁的儿子半天不敢说话，一个劲的在边上帮我抽纸巾。

从此后，我知道了自己是多么的脆弱，我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至今还不愿面对。

摄影/文：郭铁流

雨后的山道湿滑且泥泞，男人低着头，弯着腰，从山脚下缓步前行，每走三到五米，就要停下来歇一下，他的背上，背着妻子的一生“1971年6月19日——2008年5月12日”。

这里是四川映秀镇的大地震公墓。2009年5月10日，距离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还有两天，来公墓祭奠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山坡都是新坟。

过了快一个小时，背墓碑的男人上来了。他先斜靠在土堆旁，喘了一会儿，再架住边缘放平碑石，动作轻缓而有力，他始终让碑的正面朝上，这样就不会弄坏或者弄脏上面的字。小心翼翼的举手投足间，仿佛是在扶一个刚刚手术后的病人躺到床上一般。

男人说，那是他的妻子。一年了，他整整找了一年。“没见着尸首，我就总觉得她还活着。”

这让我想起，地震后的第三天，我到达北川县城的情形。头顶，直升机轰鸣，一架接着一架；去往灾区的山路，工兵在开道，大型车辆正一点点在往里推进；大批寻亲的队伍已翻山越岭徒步进入。眼前一片狼藉，一场大雨后，烈日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钢筋和水泥参差交错的废墟上，弥漫着异样的气味；街道边，横七竖八摆放着刚刚挖出来的尸体，因为数量实在太多，尸袋已不够用，有些只能暂时用床单或者衣物覆盖；倾斜的楼房前，生还的人在大声呼喊着“有人没得……有人没得……”；专业救援人员则带生命探测仪在静静地倾听着脚下；远处的山坡还在余震中不停地崩塌。

从北川撤出的灾民大多聚集在绵阳的九洲体育馆。体育馆外的围墙上，贴满了寻亲小广告。几天，或者几周后，有的人，通上电话，放下了悬着的心；有的在体育馆重聚；有的在医院的走廊里找到了亲人；有的，则一直没有消息……没有消息。

十年后的今天，在地震遗址的入口处，一块深褐色的告示牌上，用白字写着“近两万名同胞在这里遇难，请轻声细语”。

摄影/文：Stamlee

5·12汶川地震后，我想了很久，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我要不要去现场，后来还是决定去地震灾区看看。

5月23日我到达成都，先去了什邡。5天后，我坐车到彭州，再到都江堰。都江堰市内可以看到地震后的痕迹，路边几个大商场有的墙外立面有裂缝，垮掉了，看着很可怕。我坐了公共汽车到了聚源镇，看到聚源中学的废墟，废墟旁有悼念的花圈，破损的教学楼上挂着条幅，写着“为聚源中学遇难师生申冤”。

一个妇女抱着相框，照片上是两个女孩子，她如此得悲伤。我过去说希望给她拍照片，拍了几张后，低声问了她名字，她叫赵德琴，照片中的女孩叫赵雅佳和赵雅琦。在别人悲伤时刻打扰别人是很不舒服的，但我想还是要把这个拍下来。

后几天在映秀，每天都有建筑物被爆破。我从早拍到晚，简单吃一些带的干粮，晚上就睡在志愿者营地帐篷里。从摄影的角度，我希望尽可能拍下地震中实际受灾情况，拍早了建筑物受灾状况还能看出来，晚了被爆破就成废墟了。

我辗转在灾区各个地方拍摄。去了都江堰，映秀，绵阳，汉旺，什邡，红白，北川，青川等地，拍摄时间持续有半个月。我尽量保持一个冷静的拍摄状态，因为有太多需要记录，每过一天都变化很大，历史仿佛就在身边，我只能不停拍才能抓住。

 

摄影/文：李伟

汶川地震时，一条条地震消息更新，我觉得如果留在北京，会有很多负罪感。

2008年5月12日晚上，我和摄影记者吴江、文字记者李天宇、耿小勇，和司机王成良，作为第二批记者被派出。连夜开车40多个小时，穿过秦岭，从震区的北部青川进入灾区。5月14日晚上，当我们站在青川中学的操场上时，篮球场上摆放着数不清的学生尸体，我们四个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开始各自工作。

有个父亲用一些白布，把孩子裹好、抬走、下葬。一路没有哭声。

大约一周后，我和文字记者徐春柳在北川县城封城后翻墙进入时，赶上震后最大的6.4级的余震。

我站在县政府大楼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牌楼下，咯吱咯吱的钢筋声，瓦砾一块块地飞下。更恐怖的是，当时除了徐春柳，周围没有别人，如果我们都死在这里，可能不会有人知道；一想到我还没有和我爸妈、亲人告别，我大哭起来。持续半分钟的余震，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能活下来，就是一切。

回到北京后，在家里睡觉，听到楼下车子经过，我还会突然惊醒，感觉床在晃。报社专门安排心理咨询师给我们做心理疏导，疏导对我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想知道，心理咨询师们是如何帮助经历8.0级地震的人们，如何帮他们走出面临生死之间恐惧。

2008年8月，震后百日祭。北京举办奥运会，我毫无兴趣，我的眼前全是3个月前在灾区看到的悲伤。

我申请回到北川，拍下这张照片。我怀疑过那些“要勇敢的向前看”的人们，到底是真的坚强还是在自我欺骗。时间又是怎样能够把如此巨大的悲伤抹平？

 

摄影/文：韩萌

这张照片是地震后的第四天，在都江堰拍的，这是一个被地震摧毁的小麻将馆。

墙上的表没有坏，它仍然在走。我静静看着秒针分针的移动，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拽了一下。

墙体上的裂缝，显示着这场地震的强度。时间仿佛静止，我能想象到在地震前，这个麻将馆发生的一切，几个街坊凑成一桌，打打牌喝喝酒。然而现在，曾经简单的生活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只能听到屋外救援队，寻亲的人，以及受灾者的声音。

如果我没记错，第一次进到这个屋子是中午大概一点多的时间，我出去转了一圈，差不多等到两点多，也就是四天前发生地震的时间，我又回到了这里，拍下了这张照片。

 

摄影/文：张雷

2008年6月20日，北川阴雨绵绵，幸存的北川居民被允许进城寻找自家财产，从城里搬出的物品要一一登记。

我再次进入县城拍摄，地震毁灭了北川县城80％的房屋，1万多名居民在地震中丧生或失踪。为躲避余震和堰塞湖的洪水威胁，人们被迫离开家园。

北川已经计划迁址重建，当危险基本解除后，离开家乡一个多月的人们终于可以回到北川，再看一眼他们曾经生活的故土，从已变成一片废墟的家中搜捡一些可用的物品，开始艰难的搬家旅程。

数以千计的居民背负着重物，冒雨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掩饰不住悲伤、痛苦和无奈，然而也展现出坚强、自信，满怀希望踏上了重建家园的漫漫路程。那时，我明白了什么叫浴火重生。

 

摄影/文：潘永强

 

2009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一周年, 我再次来到北川,试图用镜头寻找喧嚣以外的另一种情绪。 

封锁已久的北川老县城，继“百日祭”和清明节后第三次“解禁开城”。 

小徐是绵阳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他坐在北川县城外的“望乡台”。一束花，一包烟，一瓶水，一个人，小徐说：“明天就是一周年，我想好好陪陪她。“ 

小徐的奶奶在汶川地震中遇难。临近高考，家人都不让小徐前来祭奠，小徐是逃课出来的，准备在“望乡台”坐一夜，好好陪陪奶奶。

时隔一年，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依然触目惊心。连绵的废墟间，已有青草丛生；塌陷扭曲的路面，巨石堆压，空气中依然可以嗅到哀伤的气息。除了缓缓前行的祭奠者和危楼上悼念的标语，这里一切都保留着地震过后的原样。

 

摄影/文：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