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平遥摄影节大奖获得者龙江：8000米之上的“绝命海拔”|龙江|摄影|平遥摄影节

　　9月25日第19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落下帷幕，来自云南的摄影师龙江凭借《绝命海拔》获得“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

　　颁奖词这样写道：“他跟随他们穿越荒原，他跟随他们一起踏入冰川雪山，用热情驱散严寒，用意志击碎艰难。他记录下八千米雪峰上的风云变幻，更记录下登山健儿不用吸氧、似走泥丸、勇于攀登的飒爽英姿。”

　　组委会人员对大奖获得者龙江进行了一次关于极限摄影和《绝命海拔》拍摄经历的对话。

　　龙江：云南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外摄影家艺术交流协会副主席，新华社中国图片社特聘摄影师。

　　从摄影到极限摄影

　　Q：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摄影？

　　龙江：上大学时我就爱上摄影。但那时学生时，经济比较拮据。没有条件从事摄影工作。毕业后，刚刚参加工作时，依旧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时拍一卷胶卷冲洗就要五十多块，而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五十二块。

　　后来我在云南昆明的一家国企冶炼厂工作，我身体不太好，当厂长的时候每天上班需要背着动态心电图监测器了，2002年，我提出辞职，2003年7月，我把手上所有的工作做完后，就离开了国企。

　　辞职后的第一件事情就驾车去了西藏，一去就是二个多月，回来后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过起了“一边摄影一边工作”的生活。

　　2003年到2011年的时候，我主要以拍摄大画幅和中画幅的胶片为主，拍摄的主题以风光、人文为主。我徒步去过西藏、新疆、青海、川西、云南等很多地方，去得地方越多，越觉得户外拍摄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登珠峰。

　　Q：从摄影到极限摄影，您是如何开始这一转变的？

　　龙江：2010年左右，我就萌生了拍极限摄影的想法。但是考虑到攀登高海拔雪山的危险性，加上当时公司事情比较多，就搁置了下来。后来，公司走上平稳期后，出于心中那股难以熄灭的情怀，我终于走上了极限摄影的道路。

　　这条道路实际上是非常艰辛的，目前国内外从事此类极限摄影的人很少。攀登高海拔雪山的同时又要进行摄影，这样的同行少之又少。

　　极限摄影的收获

　　Q：就登山而言，您觉得如何才算极限摄影？

　　龙江：我觉得极限摄影应该是在8000米级雪山的攀登拍摄，我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有生之年把海拔8000米级的雪峰全部拍完，计划是每年攀登一座、拍摄一座。目前来看，计划完成的很顺利，但最终能不能完成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条件等很多因素，顺其自然。

　　十多年来，从海拔5396米的云南哈巴雪山，到海拔6070米的田海子山，到海拔8201米的西藏卓奥友峰，再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我有十六七次登山经历，其中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的有8次，有6座登顶。

　　收获当然是有的，首先是身体的改善，以及心态的变化。要进行高海拔极限摄影，就要迫使自己有规律的生活，同时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我每周有四天都会跑10公里，周末还要负重跑二十多公里。以前劳心劳力的我，现在已经七八年没得过感冒了。

　　另外一个收获是摄影上的，大概在七年前，我发现自己的创作进入一个瓶颈期，但是在后来登山过程中，经历队友的遇难、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又切身体会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异常变化、人类生存对雪山冰川的巨大影响……这些经历让自己的心灵有所触动。我开始走出那阵短暂的迷茫。

　　为什么是“致命海拔”

　　Q：我们都知道海拔8000米级雪山的攀登、拍摄是极为困难的，但对普通人来说，更多的只是有一个艰辛困难的概念，真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您为什么用“绝命”来定义您的展览？

　　龙江：此次我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作品都是在海拔8000米之上拍摄的，其内容是以人与自然、生存与死亡为主题。

　　我本来想用“空气稀薄地带”，后来请教几个老师，想起每年在攀登时遇难的队友，在登山途中不时能看到一些其他遇难者的尸体，最终把名称改为“绝命海拔”。

　　在登山前，每次都要买保险，与保险公司、登山公司的协定中都有这么一个条款，如果在山上遇难了，没有了生命特征，你希望怎么处理，我选择的是“就把我的尸体留在上面，不用再运下来”，我签过11次这样的生死协议，但是每次填写如果遇难了先通知谁的时候，我都不敢写家人的名字，而是先通知朋友。

　　拍摄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比如设备的携带，登顶时装备一般是控制在10公斤以下，但我带着摄影器材，一般都在15—20公斤左右，但没办法，摄影师最痛苦的就是看到了绝佳的画面，但是你的器材不能使用，再比如对于极端天气的矛盾心态，狂风卷着大雪，寒冷、疲惫交加，在残酷的大自然中人的抗争与挣扎，这才是摄影师期盼的画面。登山一定要天气好的时候出发，因为极端天气容易出事，但是天气太好了又拍不到好作品。

　　我有好几次的拍摄与死亡擦肩而过，有一次，在攀登拍摄喜玛拉雅山脉的阿妈达布拉姆峰时从登峰下撤的过程中，在下撤的过程中，看到2号营地的绝美画面，因为急着拍摄，在过一个非常狭窄的山道山脊上，不小心踩着绳索，后面的下撤的队友要靠绳索保护，他们一拉绳索，我失去了平衡，左侧是一处一百多米高的绝壁，我从左侧滚翻了下去，挂在了悬崖中间，当时我戴着安全帽，相机挂在脖子上，我的左手撑着岩壁，右手却还下意识地紧紧保护着相机。我的羽绒服被岩石全部刮破，里面的羽绒哗地一下满天都飞了起来。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这件羽绒服。那个悬崖大概有100多米，300多米的深谷，好在岩壁坑坑洼洼的可以攀登，我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拽着绳子试着找到落脚点往上爬，但经历了40多分钟的时间直到精疲力竭也没能攀爬上去，幸亏当时有个日本队友的向导经过，看见后就赶快把我拉了起来……

　　还有一次，攀登洛子峰时，一位修路的夏尔巴向导，没有挂安全绳，从8490米的位置滚到我面前，砸在岩石上，脑浆迸裂，最后一声惨叫就发生在我面前。

　　我有两个山友，其中一个张京川，2018年在攀登拍摄8463米的马卡鲁峰时，在适应性训练结束后回到5700米的大本营，他总说头疼，我帮他按摩后也没有任何效果，后来我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不对，突然意识到他可能是脑出血，于是就和另一个山友老李，一起把他送到了医院，直到现在还在恢复中。

　　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心中都有莫名的恐惧，但心中那份对大山的挚爱，人必有一死，作为摄影师，在有生的时候能记录下这些东西既是一种荣幸，也是摄影艺术的价值观。

　　所以我说过，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留在山上。

　　难以忘怀的队友

　　Q：登山的过程中和队友们相处，什么是让你难以忘怀的？

　　龙江：我们每次的登山团队一般都是临时组建的，有时候你到了那里，才会发现原来一些老朋友也来登这座山。

　　很多时候在攀登的过程中遇到国外的登山者，虽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会为你是摄影师而让道，在登峰的过程中，让道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我会先把我的安全绳锁挂在他的安全带上，然后在悬崖峭壁处抱着他转身，这样的操作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因为这个动作会消耗很大的体力。也非常的危险，攀登到此时，有些人已经累到了极致，动作虽然简单，但对登山者来说，却是莫大的感动。

　　在登山中结下的兄弟感情是很特殊的，我们可能平时不怎么联系，但这是一种共同经历过生死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