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从外地来到北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前合影。摄影|Bruno Barbey文|萧沉
衣服这东西，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虽属表皮，貌似也与内在之人性无直接关系，但事实上又的确影响着人的气质、形象、风貌乃至言谈举止。衣服这东西，退一步讲，除了防暑御寒功能外，即便仅从人类社会活动的实用性出发，也不能随便乱穿或无论干什么都穿某一种样式的衣服。比如你参加体育运动，若穿一身笔挺的西装，配一双锃亮的皮鞋，别人看了就不顺眼，自己运动起来也很不舒服自如。再比如你参加一场灯红酒绿下的交谊舞会，若头戴一顶解放帽，脚蹬一双胶球鞋，脸上再捂一个白口罩，就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啼笑皆非。
中国古人对服饰的认识与规范，源于礼。而礼的最基本、最朴素、最实际的意义，则在有别于禽兽，也是身份和职业的象征，且懂礼貌。对，就是“礼貌”这个词！礼貌礼貌——礼是内在，貌是外在。有礼无貌谓之名不符实，无礼有貌谓之沐猴而冠；那既无礼又无貌呢，只能是混蛋乃至禽兽了。所以，中国古人很在乎、也很讲究穿衣戴帽，所谓“赬丹班次，各有品章”，你是什么人，就穿什么衣服，你做什么事，穿戴也应合乎情理，不能乱来，否则便令人感到不伦不类、有失体统。顺便说一句，孔子说过的那句“君子其学也博，其服也乡”，这个“乡”字可不是以往某些学者所理解的入乡随俗、随意穿戴的意思，读音也不是一声(阴平)，而是两人对坐饮酒，即“乡饮”之意，读三声(上声)。有关乡饮酒礼，规矩很多，读者从《周礼》《仪礼》《礼记》等典籍便可详细了解，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简而言之，乡饮酒礼制度的用途，《礼记》说得很明确——就是“明长幼之序”。
中国人的服饰，远的不说，只说民国时期吧，显然受到政治上的辛亥革命以及诸方面整体性的“西风东渐”影响很大。从时代风貌上看，民国服饰虽五花八门(以中山装、长衫、旗袍为主，辅以西装及各种西裙等)，但并未有悖于现代审美意义上的进步或向前发展，基本也属正常衍进。然1949年以降的毛时代及其文革则大不相同了，已非衍进，而是倒退——退到了二三十年代工农红军的装束，这当然与毛泽东个人及其红色政权的施政目的息息相关，服饰受专政性的政治左右也更趋唯一与彻底了。
有关衣冠服饰之美丑，我想，毛泽东大概很清楚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不好看的，什么叫土气，什么叫洋气，否则他1945年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何必还弄一顶“南洋归国华侨”般的盔式太阳帽戴？！即使到了他开始执政的五十年代，我们看大陆民众的服饰，基本也还在延续着民国时的款式与审美格调。以我父母为例吧——我看他俩1959年的结婚照片，也还烫着卷发，穿着大花裙子和高跟鞋(他俩当年还是军人呢)。而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虽全盘仿照苏军样式，但比之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装乃至面料，不知要漂亮多少倍呢，至少也算正常追求进步的审美。
记得小时候(大约七十年代初吧)，我曾问过父母，1965年为何取消军衔制、改回到红军时代那么单调难看的军装？父母告诉我——那时他们得到取消军衔制的消息与理由是“肩章妨碍或不便肩扛手提的各种劳动”云云。后来，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基本可总结为三条---——第一，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因解放军的军衔制照搬于苏军，遂日趋感到尴尬；第二，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后，极左思想迅速蔓延至军队，并视军衔制为资产阶级法权代表，遂逐渐予以否定；第三，自实行军衔制后，有关军人的等级、晋升、退役等方面的待遇问题较为混乱，许多军人意见很大，军衔制并未起到公平公正的作用与结果……
衣冠形象原本还算有些精气神儿的苏式军衔制军装，终于在文革前夕彻底取消并改回人人皆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红军装束了，这种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军装，当然也分不清官阶或上下级。没大没小，不分尊卑，“等贵贱、均贫富”，既是两千多年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口号，也是毛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与奋斗目标。而百姓们的服饰呢，其实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便迅速灭绝了一切貌似资产阶级生活气息的装束。家母告诉我说——她曾在节假日非常喜欢穿的旗袍和高跟鞋，从1960年起就压箱底了(1960年以前的军人还可以在节假日穿洋气的便装)，这一压便是25年，直至1985年我结婚了，家母才找到“替她穿”那件旗袍的人选——她的儿媳妇。
而十年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们终于从取消了军衔制并退回到“红军年代”的简朴军装上获得了“革命灵感”，找到了武装方向——红卫兵只需一顶绿军帽、一身绿军装、一根武装带、一双解放鞋、外加一本红语录就够了……红色审美啊，革命服饰啊，果然能影响与左右人们的心态，果然可以给无产阶级的革命言行壮胆儿，果然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果然可以用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指导思想与革命形象彻底打败资产阶级讲究生活并追求美好的体面人样，果然可以消灭人本与人性中的享乐欲望，果然可以用单调的蓝绿灰横扫五彩缤纷的自由主义思想，果然可以破坏与重建审美，果然可以去性别、去淫欲、去儒雅、去柔情……其实，早在1961年，毛泽东就赞颂并倡导女孩子们要“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啊，依伟大领袖的看法，你穿红戴绿干什么？你穿出女人味儿干什么？你整天娇滴滴干什么？你叫文质彬彬的“宋彬彬”干什么？，要叫“宋耀武”嘛……
于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于是否定文化、砸烂一切，于是文攻武卫、大打出手，于是六亲不认、人人自危……奥威尔在《1984》中写到——“通过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全部的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
1971年初，中国红卫兵。摄影|Frank Fischbeck
1966年国庆节，北京，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红卫兵。摄影|Solange Brand
1973年，北京天安门前。摄影|Bruno Barbey栏目编辑|马俊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