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品图 潇含
当触及“新中国”的话题时，我们马上会想到“1949”、“开国大典”、“天安门”、“毛泽东”这些关键词，这已经构成我们的集体意识和国家的政治符号。如果把1949年比喻成一扇“时空之窗”，它启动的是一种“新-旧”对峙的历史模式，在此之前的历史都是史前史，而真正的历史从今天开始。也就是说，凡是从旧历史通过“时空之窗”进入新中国的，都需要被重新改造利用；而被这个窗口挡住的，就意味着历史生命的终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即使是人，通过了这个窗口也需要被重新归类和改造，杨绛在《洗澡》中所说的“脱裤子”、“割尾巴”就很形象地说明了建国后知识分子经受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形。
“时空之窗”虽然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但它绝不是我们习惯性地以为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自然形成了，这只可以说是开启进入一段新历史的象征时刻。我认为，“时空之窗”是在新旧两个中国的交替转型中形成的，它是新旧“两个中国”短暂而狂暴的相遇，一个取得合法，意味着那一个的非法，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一系列军事化与大众化的象征仪式，它集中反映为新政权推翻旧政权的军事较量，新偶像取代旧偶像的造神运动。
1948-1949年布列松受《生活》杂志委派到中国拍摄报道远东内战的国家状况，在中国的11个月，按布列松的话说，他头五个月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后六个月又见证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的诞生，这是两段历史奇妙碰撞的时刻。布列松是1948年12月从印度经仰光到达中国，赶在解放军部队进驻北平前，他第一站来到北平并停留了12天，随后在渡江战役打响时，他在上海经历了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混乱局势，又在南京目睹了国民党最后支持者的溃逃与解放军军队的进城。
布列松以摄影镜头记录了处在历史拐点上的中国，这些照片可以用作观察1949年“时空之窗”形成时的社会面相。与蒋家王朝奔溃时的城市恐慌形成对比，新解放的上海南京充满了喧嚣与狂欢，到处是游行和政治集会，工人学生市民以各种形式庆祝新政权。在游行队伍中，学生高举着红五星和毛泽东像、女校学生手拿反对黑市的旗帜经过上海中国银行大楼、南京教会学校的学生背着“直捣广州”的宣传画、上海浦东的码头工人舞龙欢庆解放、游行市民上演批判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滑稽剧，另有解放军坦克部队进入上海城、上海南京路的解放军阅兵仪式等，这些照片的图像话语力量是如此强大，它宣告整个中国是“变了天地”，城市的集体狂欢催生与迎来了一个陌生的新时代。
那张学生高举红五星，而五星一角遮住了毛泽东像的著名照片，成为美国《时代》杂志报道新生共和国的封面。其实，这场迎接全国大解放的集体狂欢，也可以看成是一场“新神”取代“旧神”的象征仪式。 许福闳《两幅油画领袖像的诞生》一文中，记录了上海地下共产党为迎接解放而秘密绘制毛泽东、朱德像的过程。在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溃退之时，共产党员将两幅已绘好的毛泽东、朱德像从房间中移出，准备上街游行庆祝解放。这时有人们惊诧的耳语“这是谁的画像？”可见，在解放之初，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对共产党的信息是全面封锁或妖魔化的，短时期内，绘制、张贴与高举“毛泽东像”游行，是传播和拥护新政权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步，北平解放时，张仃画的宣传画《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贴满了京城；广州解放时，绘有毛泽东全身像的巨幅宣传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高挂在了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上。
可以说，这种方式也构成了新中国诞生时对毛泽东的信念从解放区农村向城市的推广。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被视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翻身”恩人，农民撕毁家里常年供奉的灶神、财神像，换成张贴毛泽东像，如安泽的劳动英雄赵金林述说在自己家的中堂上悬挂着毛主席像，两边贴着“吃饭想起共产党”、“穿衣不忘八路军”的对联，画像上的横批题“救命毛圣人”。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中共在民间开展“反封建、反迷信”斗争的胜利，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农民对中共、毛泽东的信念取代了对神的信仰。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布列松拍摄的“两个中国”狂暴相遇的历史时刻，人们手拿着标语、抬着毛泽东像上街游行庆祝解放，没有谁会再用惊诧的耳语问“这是谁的画像？”，他们已经参与到新政权的胜利仪式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穿过了历史的“时空之窗”。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杨云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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