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图片摄影基金第二季将在近期截稿，根据上一季的申请者的不足，我们特此从新申请者中选出一份申请材料，作为案例，以供参考。我们希望支持扎实且具有可行性的拍摄项目。摄影师所提交的材料是评委评审的重要部分，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表格内所有单项。

　　摄影师可以没有背景，但是项目，必须要有背景信息。

　　申请表示范：

　　莽 — 一个族群在国境线上的迁徙与栖居

　　摄影师：程新皓

　　创作专题简介：                                     

　　本项目的拍摄对象是在中越边境上的一个未识别民族——莽人。

　　莽人是中国境内最后一个保留着原始部落痕迹的族群，在走出原始森林定居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中越边境附近的高山密林中，过着迁徙不定的猎集生活，形成了独特的生存形态。古时，莽人一直在避免和其它民族接触，一直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的高海拔原始森林游耕，通过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来获取生存所需的口粮。由于生活艰苦，莽人的人口增长率很低，加之时常爆发的瘟疫，这个族群的人口一直被限制在极低的数量上。在1950年人口统计时，中国境内的莽人共有59户，291人；2003年人口统计时，也只有107户，651人。越南境内的莽人人数没有具体的数据，估算在3000人左右。

　　莽人最初进入国家的视野是在建国初期。在进行民族调查时，调查队在老林中发现了莽人，但当时错误的将莽人归类为拉祜族苦聪人。1958年底至1959年初，政府动员莽人出林定居，将散处在原始森林中的14个居住点合并为南科新寨、坪河中寨、坪河下寨和雷公打牛村等四个自然村。此时，莽人受到周围民族的影响，开始开垦简单的水田，并建造稍微复杂的杆栏式建筑。最近的也是最大的改变发生在2008年。这一年，国家开始推进“莽人克木人发展工程”，投入了两亿元的资金，通过国家工程的方式，规划了龙凤村(南科新寨)、牛场坪、坪河中寨三个居住点，统一修建起白墙黑瓦的别墅式房屋，安装了卫星电视，并重修了通往这几个定居点的弹石路。从民族身份上，国家也从这年起，将莽人归入到布朗族中，从此他们身份证上都被印上布朗族的字样。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莽人的生活方式在国家的介入下发生了剧烈改变，遗存的部落社会被裁弯取直，直接成为了国家所适应的规范的基层治理单位。而这样的改变，也被国家当做对少小民族的恩惠而大书特书。现在在网络上搜索“莽人”，所得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媒体所报道的对政府扶持莽人的歌功颂德。一篇对该扶贫项目的报道记录了一位官员的看法：“一年前人们表情比较木讷，这次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说话有了底气，脸上笑容灿烂。通过我们一年的帮扶，提高了莽人和克木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和民族归属感。”

　　我对这样的国家行为一直抱有警惕的态度，因为在这种政治纪念碑式的扶贫工程背后，那些被帮助的对象是身不由己的。 帮助的手段，也常因为不顾实际，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武断和非弹性，对那些本应受惠的人群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现在的政治正确是发展和现代化。在这样的过程中，国家往往规划出一个简单、易于治理的、唯一正确的未来，而对那些多元的、模糊的、不可控的组织和生计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移除。这和一百多年来现代主义推进的模式是一致的。

　　要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形成进行梳理。从地理上看，云南近乎亚洲的中心位置。古代的氐羌民族从北方迁徙至南，与散居于华南至东南亚一带的“百越”“百濮”民族正好在云南相交。从文化上讲，北方的藏传佛教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的汇合点正处在云南，而由东而来的道教影响与由西南而来的南传佛教的影响也正好相交于云南境内。由此，云南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生态。云南多山，河流自北向东南流淌，这些在多元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多民族格局便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立体分布，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在费孝通眼中，这正是一个文化的“中间圈”。这样的多元文化格局不同于长期被一种优势文化所统治的区域，它的平衡更加的微妙，这样的生态也更加的脆弱。当某一种强势文化侵入时，这样的平衡也更容易被打破。而这正是在商业文明的侵袭下，云南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前工业社会中缓慢的文化交融，在今天以更加迅急的方式在进行。特别对于莽人这样的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小民族，其民族文化的改变甚至消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当然，在谈及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消亡时，我并非持有一种田园诗式或乡愁式的幻想。现代化的浪潮在今天的中国近乎不可逆转，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现代化来自于国家单方面的幻想和推进，对于实际上被现代化的族群，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并非自主的选择了现代化的道路，而是被迫的接受了政府设计的“更适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国家的话语中，这叫做发展。很多时候，这样的发展会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呈现。在我的上一个拍摄项目中，我关注着离昆明12公里的滇池东岸村庄的“城市化”。这里作为发展的城市化实际上就是将村庄从物理上消灭，直接把土地变为白纸一张，再规划为城市。原来的居民，只能被迫在这个新生的恐龙城市的躯壳上栖居。不得不说，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栖居这个词语，实在是莫大的讽刺。我不得不问，现代化是否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否只能通向同一个未来？

　　我对莽人的兴趣因此而起，它是我上一个拍摄项目的延续，即在被迫现代化的情形下，这些原住民会怎样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形成怎样的文化。莽人是一个太典型的案例：一个长期没有被界定民族成分的未识别民族，一个中国最后的部落社会，一个分布在两个民族国家边界上的族群，在两个国家同时推进的强制现代化的情况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认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最后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态？现在也许正是讨论这这问题最合适的时间点，或许也是最后的机会。

　　创作主题阐述：

　　在申请这个基金之前，我两次进入了莽人的村落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实际的情况远远比我曾经想象的复杂和有趣。下面我将分成几个层面来进行讨论。

　　1、民族身份

　　莽人是中国国内被学界公认的60个未识别民族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具有部落社会组织模式的族群。莽人自己和周边有交流的民族都对莽人有独特的称谓。莽人是这一族群的自我称谓，在莽人的语言中，“莽”有“山民”、“聪明”的意思。莽人村寨附近的傣族人称呼他们为“插满”，意思是生活在高山上，没有名字的人；苦聪人(拉祜族)称他们为“阿比”或者“孟嘎”，前者的含义是“头发长而乱”，后者的意思是“嘴边有纹身”；哈尼人称他们为“巴哥然”或“欧崩然”，意思是老实人；越南的莽人称自己为“莽地哈”，称中国境内的莽人为“莽地夺”，前者的含义是“小地方的人”，后者的意思是“大地方的人”。莽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据学者根据相关史志考证，莽人属于西南“百濮”族群的一支。莽人外貌上的一些独有特征，能把他们从其他民族中区别开来，包括口音，皮肤黑、眉弓突出等面部特征，以及神情中的某些气息，当然，并不是每个莽人的特征都突出可辨，但是只要深入过莽人村寨，与莽人相处过，还是能察觉到他们与周围其他民族的人不一样。

　　如前所述，在建国初期，他们被归类为拉祜族的苦聪人，然后被重新识别为莽人，最后在2008年被归类为布朗族。但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就是莽人，和布朗族没有多少关系。我采访了村落中的长者，他说莽人的语言和布朗族的语言没有多少相似性，听不懂，也没法交流。但当年进行民族划分时，国家曾组织部分莽人到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寨子进行交流，他们发现自己和克木人语言有一定程度的相通，而曾经的生活方式也很类似。作为高棉人种的克木人最后被划分在了布朗族中，于是莽人与克木人的这种认同也最终成为了将莽人划分在布朗族中的重要依据。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武断的。

　　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如何在装束和惯习中体现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而与其比邻而居的其他民族又是如何看待莽人的这种差异，这些是我的拍摄重点之一。

　　2、民族国家边界所引起的国民身份

　　据长者的回忆和学者考证，莽人的祖先从我国西南地区迁徙到越南北部地区，其中的一部分又迁回红河州金平县，繁衍生息至今，形成了今天的莽人族群。也就是说，在很长的历史时间段中，莽人一直分布于中国和越南这两个民族国家的边境上。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国家的边境是模糊的、弹性的。而民族国家形成后，领土的概念被清晰化，准确的国界划分应运而生。本来莽人居住的地域恰好被中越国界一分而二。本属于同一个族群的莽人从此有了不同的身份：中国人和越南人。

　　在50年代初期莽人被识别后，国家与国界就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概念。这种概念在70年代后期中越关系交恶后被更加强化。在国家的教育下，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中国的边陲，而国境线那边是敌对势力，作为中国人，他们需要对陌生人保持警惕，并及时上报国家。这种想法曾经造成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后果。最早研究莽人的学者杨六金在九十年代初尝试进入莽人寨子调查。他从勐拉街开始，只身一人跋涉了三天，穿过河谷和密林，终于来到了莽人的寨子。结果因为身上所带证件不全，被莽人当做越南间谍，于是被五花大绑，驼在马背上送回了勐拉街的派出所。

　　实际上，国界在非特殊时期，对于包括莽人在内的边民，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知道国界的存在，知道国界的准确位置，但对他们而言，国界并不是约束。我在南科新寨拍摄的那段时间内，正好赶上了街子天，县城中和周围各个村的小贩与村民，在南科新寨贩卖生活必须品和山货。此时，会有很多来自越南的莽人翻山前来赶街。这在当地莽人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的莽人一直穿梭在国境线两边，进行着交流。刀叔是我的报告人之一。他的妻子正是来自越南一侧的莽人村寨。他向我叙述了他和妻子结缘的经过。作为一个传统的莽人，刀叔是个优秀的猎人。他为了寻找猎物，经常往返于两个国家之间。有一天，他路过越南的莽人村寨，遇到了一位年青的少女，他记住了她的脸，下一次路过这个寨子时，刀叔找到这位少女家，表达了自己想缔结姻缘的意愿，这位少女于是成为了他的妻子，随他一起回到中国这边的寨子。现在，他们生了五个小孩，最大的孩子也已经组成了自己的家庭。这五个孩子都是中国人，但刀叔的妻子却一直没有被允许登记中国户口。

　　在我的拍摄过程中，我也曾与刀叔一起，翻山去到越南。这里没有海关，没有界碑，国界就是最高的山脊线。为了显示主权，中越双方的军人都在国境线自己的一侧修了一条方便巡逻的小路。中国这边的小路大概是十年前修的，修的很好，甚至用木头修葺了台阶。而越南那边的路就偷工减料很多，只是将约一米多宽的地面上的植物草草砍掉而已。在中国这一侧，莽人们已经将草果地种到了边境旁的老林中，而越南那一侧则是莽莽老林，最近的村庄需要徒步三天的路程。据刀叔说，他们最怕的是在越南打猎时碰上那边过来巡逻的军人，如果被抓到，会被勒索几百块钱的赎金，而像我这种非边民身份的人，甚至会被越南国安局的人关押审问。

　　更为有趣的是，在中国政府推动莽人现代化(这是我下一部分要讨论的内容)的同时，越南政府也在进行莽人的新农村建设。一个族群，两个国家，两种现代化。在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工程的推动下，在国境线两侧的莽人势必会走向两种不同的未来。本来同质的族群文化，是否会因这样的国家工程而走向分裂，这种分裂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弥合？这也是我在拍摄该项目中所关注的重点。

　　3、商业文明、全球化和国家的强制现代化

　　商业文明和全球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地处偏远如莽人村落，也早已是全球化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现在看到的莽人，如果不听他们的口音，很难将他们与其他民族进行区别——和大部分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着装已经基本和汉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有很多在大城市中可见的商品符号，如BABURRY、EG等。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它的流行元素也随处可见。我非常惊讶的在几户莽人的家中发现了他们去拍摄的西式的婚纱照，但最后仔细一比对，原来是把人的面部通过photoshop合成在了同一个模板上——每一张婚纱照，除了脸之外，其它的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

　　莽人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着游耕生活。在森林里过游耕生活时，莽人的居住点规模不大，小的村子有四五户人家，大的村子也只有十余户。在定居以前，由于迁徙频繁，莽人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都是居住在竹木、茅草搭建的窝棚内，定居后才改良为干栏式建筑和砖木结构的住房。生产力低下的时期，火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莽人家里的火塘常年不熄，是家庭的中心，照明、取暖、做饭都依赖它。莽人传统房屋一般有两个火塘，老人用一个，年轻人用一个。据长者说，老人的火塘是祖先的居住地。这种游耕生活伴随着频繁的迁徙。在一个地方住下后，如果遇到瘟疫，缺乏医疗条件的莽人寨子会死很多人，迷信的村民们把原因归结为有山神作祟，于是举村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我曾让南科新寨的一位莽人带我去看他们二十年前居住的村庄，但所看到的只有被丛林重新覆盖了的山坡，依稀能分辨出之前平整过的房基。从08年开始，莽人的这种游耕生活被彻底终止。这年，国家将莽人重新并居在牛场坪、坪河中寨、南科新寨三个定居点中。这些定居点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标准进行规划，每户人都是统一的白墙黑瓦的二层小别墅，还都通上了卫星电视。曾经围坐火塘的晚上，现在已经被全家一起观看电视所取代。我在村中的时候，和莽人一起看着《中国好声音》，通过新闻关注着叙利亚的局势。在中国最偏僻的边陲，讨论的竟然是小半个地球外的事情，这种错位让人真切的感受到全球化的力量。

　　然而，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莽人却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不合作的态度——至少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如此。在迁入新居后，虽然已经普遍通电，大部分人的家里也置办了电磁炉、电饭锅等电器，但大部分莽人做饭依赖柴火灶。浇筑了水泥地板的房间也不再适宜挖火塘，但一些莽人依旧迷恋祖先的生活方式，如果房前屋后有空地，他们会用木头和石棉瓦搭建一间简易房屋，在土地上挖一个火塘，用来烧水或做饭——这也让他们祖先的魂灵不至于漂泊没有归所。虽然大部分人都搬入了新居，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莽人住不惯水泥房，而在村中的空地中重新建起木板房居住的。在牛场坪村，一对九十岁左右的的莽人夫妇陈二阿哼和陈大妹(莽人取名一般是在姓氏后面冠以本人在弟兄姊妹间的排行，女子在排行后多一个“妹”字，陈二阿哼原名应该叫陈二，人口普查时，工作人员问他的名字，老人家回答“陈二”，话音刚落，习惯性地发出“阿哼”的鼻音，工作人员顺势将他的名字登记成“陈二阿哼”)，由于住不惯新房，觉得新房“不透气”，就在新房对面的空地上用木板和石棉瓦搭建了一间房子，吃住都在里面。经年的风吹雨打让木板房倾斜，有了坍塌的迹象，他们就把倾斜的一面墙壁用木头撑住，照常安居，任凭村干部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都不搬进离木板房五六米远的新房。在南科新寨，新分家的年轻人由于没有国家补助，也没法建统一的新房，于是他们在离村五六十米的一个台地上，重新搭建起了木板房——这些房子依旧是莽人传统的民居样式。

　　在那些来莽人村落扶贫的汉族干部的口中，莽人是一个懒惰落后的民族。这些干部可以举出无数个例子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比如其他民族的年轻人都愿意到沿海的省份去打工，而莽人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出去的。他们说，莽人有了钱就会买成酒，把自己醉死，整天浑浑噩噩。但当我在村子中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种想法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带有偏见的误解。我在南科新寨时，刚好赶上国家扶持莽人，种植用于榨油的油茶树。我在帮忙搬运茶树苗的同时，和其他种茶树的人聊天，发现大部分种茶树的人都不是莽人，而是临近村子的瑶族人和苗族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刚刚从深圳打工回来的小青年。他们说，像这样帮忙种油茶树，一天可以有七十块钱的收入。有趣的是莽人似乎都不愿意为了这七十块钱来种茶树——即使这些茶树就是专门为了他们种的。很多莽人就这样抱着手在旁边观看这些外人为他们干活。但这是否真能说明莽人的“懒惰”？其实未必。莽人不愿意为了70块钱干活，但他们却愿意为了更少的钱，做那些他们觉得本来就是自己该干的事情。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一件是打理他们在原始森林中种植的草果地。南科新寨的草果地正好处在中越边境的界山上，比他们村子的海拔高1000多米。由于草果地远离村寨，往返不便，村民会在草果地里搭建一个简陋的窝棚，以解决在深山老林里的吃住问题。在定居之前，由于经常迁徙不定，这个窝棚是临时性质的，功能也比较单一。出林定居后，深山老林里的窝棚就成了与新居对应的另一个家，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莽人的灵魂居所，维系着他们对丛林生活的守望和寄托。每次进山收获草果，莽人都会显得特别兴奋，全家上下洋溢着一种盛大节日般的欢愉，除了经济收入的原因之外，草果地对他们的吸引力显然还体现在精神层次方面。为了到草果地，他们需要背着生活用品和干粮，走上整整一天。每年十一月份，他们都会全家出发，去到草果地收割草果，在原始森林里住上一个多星期，将草果收割、烘干，最后背回村子。这样高强度的进行一周的劳动，最后平均一人只能赚到三四百块钱。但他们认为这是自己该干的事情，于是每年都风雨无阻的来往于村子和草果地之间。

　　在老林草果地中的生活，可以说正是莽人曾经的生活。他们用木头和竹子搭建最基本的窝棚，在窝棚里搭起火塘。日常的食物在老林中取之不绝。一个人，一杆铁砂枪，一个早上就能打到够一天吃的鸟和松鼠、鼯鼠。头天晚上找到鼠径，放下老鼠夹，第二天就能收获到足够的老鼠、松鼠和树鼩。野菜更是不可胜数。除了他们种植的草果，羊咩草、芭蕉芯、草果芽、竹笋都是随手可及的佳肴。而在这个季节，地上掉落了野板栗和寡母果也足够用来充饥。回到了老林中的莽人比在村里更健谈，他们能就丛林中的生活和我不停的聊上整晚。仿佛森林才是他们的家，他们下山，只是出一趟远门。

　　现代化的浪潮和回归传统的反抗形成了莽人生活中的张力。他们前一分钟在看国际新闻，讨论世界局势，后一分钟就能拎着猎枪，扛着酒壶上山打猎。他们能够在放弃更高回报的劳动的同时，默默坚持自己的传统耕作，不断的回到自己在老林中的精神家园。这种张力让人惊讶，本应是不可逆转的同质的现代化在这里似乎受到了最强烈的抵抗——至少在此时，在此地，出现了一种不一样的可能性，出现了一种不一样的现代化，我们似乎还有另一种未来。这让我无比兴奋。我想要知道，这是一种暂时的回潮，还是真正能持续下去，创造另一种现代化的通途？莽人能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我需要见证的问题。

　　视觉语言风格阐述：

　　本项目的拍摄聚焦于时代剧变中的莽人，重点关注其民族身份、国民身份以及全球化过程与传统身份之间的张力，最终探讨的是被迫的现代化中，人类是否仅仅可能通向同一个未来这一普遍意义上的命题。而这也是我所有的拍摄项目中所持续关注的问题。

　　从这个目的出发，我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视觉化的问题。本项目无意于传统报道摄影式的拍摄，同样不准备简单构造一个档案式的影像民族志的文本。莽人是一个特殊的点，一个典型但却特殊的案例。如果过于集中在叙事层面上来制造影像，将会被所发生的事件牵引，被影像搜集，而无法达到宏观上的观察和把握，无法得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而如果仅仅是进行影视人类学式的影像证据的搜集，虽然能够避免宏大叙事，但最终其影像也只能在人类学意义上进行探讨，同样失去了其普遍价值。我需要的是从这个特殊的案例出发，制造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同时具有持久性的文本。它虽然关注的是当下，是此时此地的莽人，但它同样必须关照人类的共同境遇和情感。它需要有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同时具有情感的深度。用吕楠的话说，就是“拍摄那些肉眼所无法看到的情景，关于人类隐秘的精神世界”。具体到这一项目，我一方面需要寻找之前所述的民族身份-国民身份-现代化-传统这些元素在其生活中所体现的张力，另一方面则要重点挖掘这些作为人类个体的莽人在其中的选择与尊严，将这些不可言说之物进行视觉化。

　　请列举可以参考的摄影师和他们的作品链接：

　　1、Rob Hornstra & ArnoldVan Bruggen:< The Sochi Project: AnAtlas of War and Tourism in the Caucasus> 链接：http://www.borotov.nl/

　　2、Alec Soth:  < Sleeping by theMississippi> 链接：http://alecsoth.com/photography/?page_id=14

　　3、吕楠：<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4、Taryn Simon: < A Living ManDeclared Dead and Other Chapters>

　　链接：http://tarynsimon.com/works_livingmanindex.php

　　请列举你阅读过的以及将要阅读的专题相关文章、数据、或网站

　　主要参考资料：

　　杨六金， 《一个鲜为人知的族群-莽人的过去和现在-十六年跟踪实察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

　　J.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J.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译林出版社，2007

　　渠敬东、王晓毅 编，《斯科特与中国乡村》，民族出版社，2009

　　朱晓阳，《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朱晓阳 编，《边缘与贫困：贫困群体研究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约翰·博德利，《发展的受害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拍摄时间、地点，以及预计完成时间：

　　2013年9月 初步接触莽人，考察莽人居住的三个自然村；(已完成)

　　2013年11月 在跟随南科新寨的莽人上山收草果，拍摄其在森林中的生活；(已完成)

　　2014年6月：跟随南科新寨的莽人翻山到越南抓蝌蚪，继续拍摄莽人在森林中的传统生活；

　　2014年7-8月：系统拍摄南科新寨的莽人，对其生活场景与肖像进行收集；

　　2014年11月：继续上山收草果，继续拍摄莽人在森林中的传统生活；

　　2014年底或2015年初进行越南境内莽人的拍摄；(由于还没有具体和越南方面联系，无法确定具体时间表和拍摄范围，这将在之后三个月内确定。)

　　2015年6月进行基金总结。

 

以上就是申请表格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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