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鬯言】当摄影遇见达尔文——摄影史以外的摄影史

文|新浪专栏 品图 杨云鬯

　　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当时的高考制度要求学生选择一门除语数外以外的“专业课”，文科生可以选择历史、政治和地理。我选择了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并用心把历史教科书背了个遍，以应对高考。说来幸运。这段经历让我懂得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一种对于过往的事件的书写，也让我对于这门很有“故事性”的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期间，念的书多了，才知道高中的历史书并不全面。一来历史不是唯一的，而是被阐释的；二来得知了一种关于历史学书写本身的学科——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

　　这门学科研究的是历史作为一种文本是如何被书写的。它提出了几个问题：书写历史的历史传统本身是如何被建立的？谁是书写历史的主体？书写历史的权力是通过怎样的形式被赋予的？对摄影着迷后，我阅读了一些写摄影的书籍，其中不乏历史类读物。而在诸多理论性书籍中，对于摄影与历史的关系也有很多论述。这些阅读经验，让我对摄影史的书写产生了浓厚兴趣。另一方面，随着本科与研究生人类学专业学习的深入，我逐渐对于主流的摄影史书写提出了质疑。

　　尽管我不得不承认一般的摄影史写作对于入门者而言已经很有帮助，但我同时坚持认为，对于这些主流摄影史局限性的批判也需要被提及。唯有如此，摄影史的书写才可以更加全面、细致。例如，在摄影术诞生之初，它曾被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在社会进化论学者赫伯特•斯宾塞的倡议下，他提出并发明了“复合肖像”(Composite Photography)的概念。在对拍摄对象们的双眼位置进行固定的前提下，通过多次叠加和曝光，高尔顿试图创造一种“均值肖像”(Average portrait)，以从面相学(Physiognomic)的角度来判断人类健康与否、美丑、甚至是否具有犯罪特征。这一例子在许多专门的摄影史书籍中很少提及，却广泛存在社会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的文章之中。

　　如果说高尔顿的这一事例过于不为人所知，那么他的堂兄，鼎鼎大名的生物进化论奠基者查尔斯•达尔文(Darwin)利用摄影研究人类情绪的事例，也可算是很好地反映了“作为科学研究工具的摄影”这一主题了。在《达尔文的照相机》(Darwin’s Camera)中，作者菲利普•普罗杰(Philip Prodger)通过大量达尔文拍摄的照片，向我们展现了达尔文在1870年代最为重要的研究之一——首次利用摄影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探讨在生物进化论理论视野下的人类情绪表达方式的改变。遗憾的是，笔者同样几乎没有在任何摄影史中读到过这一段精彩的历史。

　　由此可见，摄影史的书写并不是完整无缺的。历史与摄影的关系显而易见。在摄影术发明之初，照片作为一种“光的语言”(塔尔伯特语)，成为了历史的注脚。尽管我们早已知道，照片中所凝固的瞬间并不一定代表着真是的历史，但对于知道历史编纂学的人而言，历史本身也未必存在着“真实”。作为文本的历史是被书写的。历史学家的案头书决定了什么被记录，什么又被遗忘。写历史的人，也正是创造历史(作为一种文本)的人。摄影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历史编纂学。与书写历史文本不同的是，我们在拍摄或浏览照片时，常常无法意识到自己成为了书写历史的主体。

　　如果说，摄影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经历、回顾历史的过程，那么对于摄影史的书写，则是一种“元写作”——摄影史写作者挑选着已被挑选过的原材料，阅读着已被阅读过的影像，并对摄影做出分类和分期。笔者并非认为摄影史毫无意义。相反，种种版本的摄影史中都闪现出了智慧的光辉。它们无不体现了作者对于摄影技术的大量知识和对各种理论的洞见。通过阅读它们，读者对于摄影的术语有了基本认识，也增加了自身对于摄影的理解与思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局限性可以被忽视。显然，任何一种历史都是有取舍的。我们必须作为把关人(gatekeeper)，在无垠又无序的原材料星空中筛选、截取并重新组合，以形成一种历史的文本。在取舍与思虑间，“中心—边缘”结构被确立起来，因为我们无法涵盖一切，做到毫无偏颇。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笔者认为，在主流摄影史的书写以外，还有更多值得被发掘的历史。我们不仅要看历史写了什么，还要去追问历史遗忘了什么，是疏忽了还是主动的选择。

　　结合我自身的知识结构，有两种摄影的历史我认为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一是社会科学家在摄影术的发展过程中对这一技术的运用，二是他们对于这一技术的认知的改变过程。在第一种摄影的历史中，这些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对于殖民时代的影像记录推动了摄影术的全球传播，并通过影像确立了殖民霸权。正如克里斯托弗•皮尼(Christopher Pinney)所认为的，人类学与摄影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他们的历史发展轨迹是同时进行，并相互呼应的。另一方面，以一种观念史作为切入点，研究社会科学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对摄影的本体论问题上提出的迥然不同的概念，则将摄影置入了具体时空的不同语境中，对于传统的摄影史有所观照。

　　皮尼的《摄影与人类学》(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一书就建立在 “摄影—人类学”历史互动的基础之上。摄影术在殖民历史最初如何为西方人提供了消费“他者”的直观影像？摄影术的发展如何促进了视觉人类学的发展并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工具？人类学家是如何在同时反思人类学对文化阐释的合法性，以及用摄影表达“他者”的伦理问题的？囿于字数，笔者在此无法一一赘述。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却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甚至多条)独立于传统摄影史书写之外的，却与摄影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历史。

　　当然，笔者无法涵盖所有书写摄影史的分类方法，比如专题史对于传统摄影史的补充。在这一方面，诸如对家庭相册的研究，展览如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的《北京银矿》，专注于收集拍摄于1985-2005年北京被遗弃的家庭相册照片，通过残损的底片本身作为介质，让人同时感受到一种已经远离的，而事实上并不很远的过往。

　　最后，我想再次重申，一种“摄影史以外的摄影史”，值得更多人的关注。通过对这些处在“边缘位置”(事实上，“边缘”也只是相对的概念)上的史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我们将震惊于摄影在人类历史上起到过的更多作用，也对于这一技术有更加完整的理解。除去人类学和专题史外，诸如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等等学科对于摄影的运用也同样有趣，等待着人们的发掘。

　　注：本文中的主流摄影史指以摄影这一媒介为主体的摄影史写作，如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的鸿篇巨作《世界摄影史》(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 1984)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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