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老摄影家是活的博物馆

2014年12月02日10:49  品图专栏  作者:阮义忠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1992年3月底,《摄影家》杂志的创刊号刚印好,老伴就带着装订厂先赶出来的十本去了巴黎,在法兰克・霍瓦(Frank Horvat)的带领下,拜访了几位摄影大师。或许是觉得与爱德华・布巴(Edouard Boubat)的会面有趣,便在地址、电话、杂支的记事本上随手写了一段,回台北后也忘了这件事。

  想不到22年后的几天前,儿子在工作坊仓库发现了那本笔记。这段于1992年4月1日留下的手记,字数虽不多,却鲜活地描绘了她初见布巴的场景:

  布巴很亲切,很殷勤,是个没有脾气的好好先生。一进门他就抱歉,说屋子里凌乱,看起来很开心,笑得合不拢嘴。到处都是成卷的海报、成盒成叠尺寸不一的照片。他清出一张沙发:“你坐这,就坐这,好好地坐着啊!”“看哪,这扇窗户的光线多美啊,你知道,我是光线的爱慕者。”

  他的话很多,嘴巴几乎没停过,两只手优雅地比来比去,好像在跳舞。对于我能说几句法文,他惊讶又欢喜,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哼哼唧唧地一阵笑:“啊,你的法文说得好极了!”好像我每句话都是用唱的。和法兰克讨论照片时也怕冷落了我,频频回头,插播一两句:“你看,你看,看那光线照进来的样子!”

  “啊,你去看过塞纳河畔了吗?你一定要叫法兰克带你去,我是巴黎人,我爱慕塞纳河,我好多照片都是在塞纳河边拍的。”

  “啊,你去看博物馆了没?当然,当然,我们这些老摄影家就是博物馆嘛,活生生的博物馆!”

  布巴的作品成为《摄影家》杂志第4期封面以及主要内容。他非常认真地精选了这些作品,还自行找友人作了专访。访谈一开始就很有意思。

  黑尔米:可否描述一下,你前不久为这期《摄影家》杂志挑照片时,重新发现了这些照片的感觉?大部分影像已拍了相当时日,或许之前你根本忘了它们藏在底片上,连洗都没洗,为什么现在又选出来?难道你对它们的看法不一样了?

  布巴:这些照片重新冒出来,就像又复活了,有些我还真忘了,更别提放大。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艺术作品是活的,我们以不同的眼光再次看它们,就像画家那样。或者更高一层,像音乐家那样,以更专注的耳朵倾听某首乐曲。就算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看它们,现在也不一样了。

  爱德华・布巴无论拍什么都让人觉得温暖,1923年出生于巴黎蒙马特他,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期间被迫加入服务纳粹德国的队伍,见识过战争的可怕,但作品仍然反映了一种难得的安详。布巴讨厌摄影理论,认为摄影师捕捉了飞逝的片刻,但终究无法拥有它们,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把这些片刻归还给他人:“一张照片之所以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装框、送进博物馆,也是为了给读者某些东西,等于是某种礼物。”

  他相信美丽与平静的力量,提到自己曾报导过一座位于波恩的老人院。那儿有幅弗兰德斯画家的三联画,平时用布盖起来,每逢星期天便打开来让老、病的院民观赏。许多病人光是盯着画,目不转睛地看,就得到了治疗效果。

  对我而言,办杂志的那些年真可谓快乐无比!编辑的乐趣在于先把结构架好,有了枝干之后,再添加绿叶、鲜花,将他们用个好花器呈现。这一期,既然有了布巴拍的1950-70年代的巴黎,就应该放进李媚组的稿——王文澜拍的1986-1987的北京,再加上李鸣雕于台湾光复初期拍的台北。

  王文澜表现了一个粮票还在使用,整个大陆还没个体户的时代。北京街头车子没几部,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他以细腻幽默的眼光捕捉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却从不和对象交谈:“不管是熟悉的环境还是陌生的环境,我都从不与被摄对象交谈。我就凭自己的眼睛看,凭我对每一个地方大背景的了解,来把握每一个具体的现场和环境。”

  1922年出生的李鸣雕于2013年去世,享年92。他和张才(1961-1994)、邓南光(1911-1971)是经常被相提并论的台湾摄影先驱。三人除了志趣相投,也于1956年左右担任台北摄影沙龙的评审,对台湾早年的业余摄影风气有显著影响,摄影圈因此尊称他们为“三剑客”。

  在那个年代,家境不错的台湾年轻人多半去日本深造,李鸣雕却选择大陆 “岭南美术学校”学习水彩,使他日后的摄影作品在光线及构图上,比同期大多数摄影家更讲究。从大陆回台湾后,他在台北市区开了家照相材料行,生意挺不错。为了不荒废创作,他给了自己一个课题:在一整年内都相机不离身地拍照。这一年就是1945年,历经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后,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有了以上的枝干,两位女摄影家的作品就像鲜花,为之增色不少。美丽的法国籍模特儿香塔・劳(Shanta Rao)拍“毛里塔尼亚人”,奥地利籍的克丽斯汀・透纳(Christine Turnauer)拍“北美原住民肖像”。

  透纳的文笔也很好,拍摄经验让人读来如临其境。移民加拿大后的她,有一回参加印第安人的年度聚会与舞蹈庆典,无意中看到,畅舞之后的原住民斜靠在河岸上的大树干休息,肢体语言显露着古老的表情,彷彿回到了过去的历史与文化当中。

  她灵机一动,定制了一个帐篷做为随身摄影棚,放在车顶上到处参加印第安人的祈神式。一批批的印第安土著由北美各地跋涉千里而来,开着汽车、卡车,穿着牛仔裤,看起来就像一般美国人。然而,当他们褪下平日穿着,换上传统服饰起舞时,整个人立即产生了变化。在历史上,印第安人的正式服饰一直提供着一个自我表达的空间,以及对传统的肯定。这些人随着时代改变而调适生活,却在这些传统活动与服饰上找到了不灭的记忆。

  透纳把一位位原住民请进帐篷里,为了取光,只张开帐篷的一面:“我请他们站在一幅中间色调的背景布幕前,不需要任何提示,我的客人便完全表现了自己。外在形式成为包含内在的容器,当土著穿上了他们的传统服饰,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身份与尊严,和过去有了实际的联系。而我自己也对历史有了感觉。”

  编《摄影家》杂志让我更能理解,影像是无需翻译的宇宙性语言,一张好照片能在观看的瞬间直接撞击到心灵。每每想到,我能在网路时代还没来临、资讯取得十分困难之际,跟世界各国的那麽多好摄影家神交,并有机会尽自己所能,为东、西方摄影文化交流出一份绵薄之力,就不禁觉得,我是何等幸运啊!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杨云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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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这一本相册的主题,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照片中处于“正常家庭”状态下的对象,却是凤毛麟角!

远望武昌,黄鹤楼屹立江中;回顾汉阳,工厂烟囱三四,矗出水面,好像几支毛笔杆,插在笔架上。

一个背着行囊的少年,跨着大步,喜悦地吹奏着心爱的笛子。我们这本新生的《摄影家》杂志,也正在迈开她的第一步。

一位不愿露脸的村民在村里的杂屋里展示一场激战过后村民缴获的战利品,村民在旁边用手电筒和手机布光。

逛巴扎的老人孩子、男人女人,都很开心。巴扎上,喧闹叫卖声此起彼伏,艳丽的头巾服饰缓缓流动,制作美食的烟雾热情地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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