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品图 冯克力
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国立政治大学第十三期同学毕业五十周年纪念集》。该纪念集来自台湾，为非正式出版物，厚厚的一本，有六百多页，印行日期是1998年5月20日。
纪念集分为“怀旧”、“生活”、“心声”三部分。“怀旧”部分辑录了一些历史照片，有蒋介石等政要40年代到学校视察的留影、同学合影以及当年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照片；“生活”部分收录了十三期同学现在的各种生活照，除了现生活在台湾的同学以外，还有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以及移居海外同学的照片；“心声”部分则收录了十三期同学的回忆文章，其中大多数文章都是谈毕业后的人生经历。引人注意的是，里面有几篇文章出自后来留在大陆的同学之手。
为了筹办这次纪念活动和编辑这本纪念集，主事者组建了一个周密的工作班子，以联络校友，征集文章，前后整整忙活了两年。光是联络校友一项便费了许多周折，正如纪念集主持者所述，“五十年中大陆风云变幻，同学散居各地，难期声气相求。近年来两岸关系续在改善之中，探亲旅游，日见频繁，信函往返，已鲜窒碍”。可知，正是两岸关系的改善，为这本纪念集的诞生创造了契机。
“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是中央政治学校，再以前是国民党的中央党务学校，政治背景十分特殊。虽几度沿革，蒋介石一直都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1947年改称“国立政治大学”后，蒋为永久名誉校长)并时常莅临。纪念集里便收有几幅蒋到校视察、训话的照片。丁惟汾、陈立夫、罗家伦、陈果夫、张道藩、程天放等人曾先后担任过学校的教育长。学校实施训育制度，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这一点从学员们所着的清一色的军服也看得出来。学校设有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法律、外交、新闻七个系，学生毕业后大多充实到各级党政机关及政府所控制的学校、企业和报社等部门。
“国立政治大学”虽背景特殊，但蒋政权对它的控制似也未能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校内颇闹过几次大的学潮。一次是1944年的反对集体从军，再一次是1947年抗议更名为“国立政治大学”以后继续开设军训课。就在同一年，校内还发生了抵制蒋经国出任教育长的事件。同学们认为蒋经国的学识、资望均不足以担当此任。这件事闹得很大，拥蒋与拒蒋的两派学生甚至大打出手，最后还是当局做出妥协，改派他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十三期同学入校的时间是1943年秋天，其时学校已从南京辗转迁到“陪都”重庆的小温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间，学校又迁回南京。十三期同学在校学习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重庆的小温泉度过，纪念集特意选了今天重庆小温泉的照片做封面，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该期同学毕业于1947年6月。此时国共内战正烽火连天，而且国民党军队已渐露败相。因东北大部已被解放军所控制，致使有些毕业后分配到东北的学生无法前往履任，只好改派它所。又过了两年多，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国立政治大学”十三期的同学们也随着旧政权的垮台四散而去，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移居海外，差不多有近半数的同学滞留在了大陆。逃到台湾的同学，依旧扮演着社会中坚的角色，有些人后来当到了公司经理、银行主管、报社主编、驻外“大使”，以至“考试院秘书长”。移居海外的也大多学有所用，不虚此生。相比之下，命途多舛的是留在大陆的那些人。
由于“国立政治大学”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怀疑和整肃的对象，其中实有颇多无奈，时代转换之种种，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中有的“镇压反革命”这一关先就没有过去，成了旧政权的殉葬品。那些侥幸躲过了“镇反”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要战战兢兢地经受“反右”和“文革”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连那些“根红苗正”的人，稍有闪失，都有可能跌入地狱，被视为“党国精英”的“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生们的遭遇，是很容易想象的。纪念集里载有几篇留在大陆的毕业生写的回忆文章，读来令人叹息。其中，经济系胡佛同学的经历尤具代表性，特摘录于兹：
市府秘书那种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照，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可能有希望了，因此我工作很努力。没想到好景不长，1953年元旦我就被送往公安局主办的政治训练大队集训，工资减少，行动也受限制，一直到1955年，结业时以解放前曾任政校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解放后一贯表现反动为由，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受到管制二年的刑事处分……
1956年撤销管制，介绍到南岸四联针织厂工作，月工资32元。我妻刘淑坤本是两路口小学的优秀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工资从70元降到8元(后改为18元)，送远郊矿山、砖瓦厂等处监督劳动。1958年开展交心运动，四联厂的领导多次动员，说交心就是靠拢党，我想淑坤去年就是相信这种运动，提意见帮党整风，才被打成右派的，我不能重蹈覆辙。但其继续向我动员，说交心和反右不同，交心就是交思想，交思想就是放下思想包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即使是过去的思想也可以谈，不谈就是与党和人民有距离。
我终于上了他的圈套，在学习会上谈了一些思想问题，并作了自我批判，厂领导在会上对我大加表扬，会后又要我把交代的写成大字报，并说只写主要的若干条，不必写后面的批判，我照办了，他又一次在会上表扬我，号召其他干部向我学习。可是不久，我收到了南岸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毕业后，毕业生指导部介绍我去重庆市府工作，我在重庆市府秘书处当了两年科员就解放了。解放后被原地留用。那时我见解放军战士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宁可睡露天也不惊动百姓；市府机关内的同事，个个年轻有干劲，与旧以反革命罪判处我管制四年……1960年，有一天厂保卫员叫我收拾行李，去石桥派出所学习。到派出所后，又立即送我去江北塔坪劳动大队，劳动大队又送我去长寿县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
胡佛在文章中还回忆了当年接受法庭审判时的情形。冷冷清清的法庭上只有他和审判员、记录员三个人，没有旁听者，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甚至也没有原告。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证是他写的那张大字报，他解释说那是在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的向党“交心”。审判员质问他为什么上面没有一句自我批判的话，他这才恍然大悟。事隔二十年后，胡佛回重庆时，曾到处打听那位动员他交心的厂领导，想问问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一直未找到他，后来听说他因犯了什么罪案被送去劳改了。
说到那位厂领导一味要引胡佛上钩的原因，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各单位都分配了“揪反革命”的名额，厂里的领导掂量来掂量去，只有“政大”毕业的胡佛最符合“条件”，遂出此伎俩，请君入瓮，也未可知。其实，单凭着“政大学生”的身份，即已注定了他们是各种“分子”的“最佳候选”，想逃都逃不脱。法政系的毕业生陈树荣，“反右”时在中山大学任教，上级分派的右派名额还有一个没着落，尽管在运动中他一直沉默寡言，一条意见也没提，那顶“右派”的帽子最后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
还是说胡佛。一年以后，胡佛结束了劳改被送回重庆。此时他已无家可归，他原先的住房早被市府收回。1958年以后，他们夫妻双双蒙难，四个儿女只好分别寄养在了亲戚朋友家。当时既没有钱租房，也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受管制的人住。后来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间无人居住的茅草房，一家人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谁知，祸不单行。胡佛一家住进去没几个月，邻居家失火，殃及他们的茅屋，好不容易抢出了仅有的几床棉被和几件家具，茅屋很快被大火烧光。之后，居委会安排他们住进了一所中学的礼堂里。胡佛和孩子每天从学校烧过的煤灰里筛捡炭花，然后挑出去卖，借以维生。这期间，胡佛还卖过高粱粑，给学校挑垃圾、冲厕所、修电灯，后来还干过搬运工。一个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此中的无奈又有谁能知晓！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得安生。“文革”风暴一起，胡佛以“蒋介石政大学生”之身，又遭冲击，先是被抄家，继之以无休止的批斗。最后被举家遣送回农村老家，过着“贱民”一样的生活。可叹的是，儿女们也跟着受尽株连。那时没有人愿意与被管制的人家结亲，儿子二十六岁了还找不到对象，后来不得不采取同类三家三角联婚的办法，邵家的女儿嫁给了胡佛的儿子，胡佛的女儿嫁给了王家的儿子，王家的女儿则嫁给邵家的儿子。三对青年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草草敷衍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步步落实政策，胡佛始得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并将自己的所学用于社会。1978年，公社聘其担任了中学高中部的老师，教物理和英语。
1979年胡佛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80年法院撤销了1958年的判决；1955年公安局定其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二年的决定，亦经重庆市公安局撤销。1984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将胡佛收回原单位、恢复原工资安排退休。1991年胡佛分到了一套住房，1996年又按副处级增加了工资。
像胡佛先生一样，许多留在大陆的十三期“政大”同学都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做人尊严并发挥所学专长的。他们格外珍视行将步入老年的时候所获得的第二次生命，不少人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成绩斐然，颇受称道。分析起来，这种虽然历尽磨难、却依旧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应该说与他们自身所固有的素养是分不开的，毕竟，在当时能够考取“政大”的也称得上是学子中的佼佼者了。据王孝先生回忆，他报考“政大”的那年，所在的广西桂林考区投考这所学校的有近五千人，而最后只录取了九十多人，差不多是百里挑一了。
1949年当新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可以毫不迟疑地接受旧政权留下的全部物质遗产，从工厂矿山到华屋佳园，并且唯恐其遭到破坏，唯恐其不完整，但与此同时它却忽略了旧政权留下的一笔更宝贵的遗产——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须知，旧政权为培养他们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真诚地将他们延揽过来并为我所用，对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举措。遗憾的是，当时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财富，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包袱。新政权执意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彻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因为说到底，新政权的理想不是要延续和发展中国社会已有的现代化成果，而是要打碎旧世界，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于是，悲剧发生了。
1992年，胡佛先生偕校友到“政大”旧址——重庆小温泉故地重游，但见“校长官邸黄墙依旧而草坪更新，小泉宾馆代替了原校部的主要地方，校舍已荡然无存。中山堂虽在，但很寂寞，中正堂犹存，却很荒凉，一道长长的围墙横亘其中，旧貌愈难辨认”。感慨之余，胡先生赋诗一首。而胡先生的这首诗，恰好可以借来用作这篇文章的结尾：
官邸黄墙草色新，小泉宾馆乐声频。
七尺围墙隔世纪，两堂寂寞对空亭。
校友相逢难成语，鬓丝纷飞感此生。
只今唯有花溪水，犹念往日政大人。
本文摘自作者著作《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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