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之见】曾经的“蜜月”

文|新浪专栏 品图 冯克力

　　如果要问，近代以来中国与哪个国家的关系曾最为亲密，恐怕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会是苏联，那个当年的“老大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中国虽然还有过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这样一些亲密盟友，或被称作“同志加兄弟”，或被喻为“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但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的付出远远大于所得，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几近匪夷所思。唯独在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中，在国防、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里，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国与国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共的诞生与崛起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早期的活动经费大多来自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不说，即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样一些攸关中共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也都有苏联的主导和影响在里面。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中共夺取政权和新中国建设中的正面作用被一再淡化，而苏联对中共建政和经济援助的某些负面影响则被不断夸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苏恢复正常关系以后，中苏之间的这段历史才得以复归相对客观的叙述。随着苏联解体，其内部档案的大量披露，苏联对中共的资助及遥控又有了更多的佐证。

　　不可否认，苏联对中共的援助，除了基于“输出革命”的目的外，也有国家地缘政治的考量，希图在东方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以牵制咄咄逼人的日本。苏联早先除了援助孙中山，还曾寄希望于冯玉祥，甚至试探与吴佩孚合作，但最终还是把宝押在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促成了中共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支持并援助国民党发动北伐，统一中国。不料，1927年北伐进行中，国共反目，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也将苏联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一直在审慎处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既与国民政府维系着正常的邦交(虽因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而一度断交，但在抗战爆发之初，又成为唯一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暗中则一直没有终止对陷于困境的中共提供帮助。

　　当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出，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苏联无形中也跟着成了最大的赢家，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馅饼。中共夺得政权，对苏联而言至少有双重意义：一是创造了“输出革命”的成功范例，社会主义阵营得到空前壮大；二是中国的“改朝换代”，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苏联彻底解除了来自东方的隐患。有了这样一些历史的、政治的、地缘的种种背景，中苏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想不亲密都不可能。

　　《老照片》里不乏反映中苏“蜜月”的照片，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为特定时期的中苏关系留下了鲜活的记录。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年仅十六岁的李功，被选调到驻辽宁某地的苏联航空兵六十四军军部，为斯柳萨列夫军长担任贴身警卫。这张照片(图一)是李功(右)陪同斯柳萨列夫军长到野外打猎归来后拍摄的，中间手持猎物的是军长的副官雅沙，站在左边的是军长的司机。他们都身着中国军服，也没有佩戴军衔。这个航空兵军根据中苏双方的约定，派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对外绝对保密。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首次真枪实弹的较量，参战的苏联空军对自己的使命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例行动员中一再向官兵强调，他们既不是在为中国打仗，也不是在为朝鲜打仗，而是在为自己打仗。李功人很机灵，深得军长夫妇喜欢，拿他当自己的家人一样，为称呼方便，还给他起了个俄文名——别佳。他被安排住进军长夫妇套房的一间小屋里，而军长夫妇的套房其他人都不能随便进出，连他的副官雅沙也不例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李功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两次荣立三等功，并于朝夕相处中，与军长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李功在回忆文章的结尾，满怀深情与关切地说：“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的那些苏联红军战友可还健在？……如今苏联解体，苏共变成了俄共，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我的那些为中苏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战友们，多数都是苏共党员，不知他们能否躲过时局动荡的劫难？”

　　在苏联空军入驻东北、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大批的苏联专家也被派到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图二是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参观浙江余杭县仓前区粮库“无虫仓”时，与粮库职工的合影。照片的提供者许景旺先生只为这张照片写了一则简短的说明，其曰：“1953年10月，浙江余杭县的粮库成为了‘无虫仓’。中央粮食部为推广余杭的经验，特邀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前往考察指导。在考察过程中，莫若洛夫严细认真，一丝不苟，令浙江省粮食系统的老人至今难忘。”身着西装的莫若洛夫身居画面中央，神情怡然，被清一色中山装的粮库职工簇拥着，大有众星拱月之概。这张合影照片，正是苏联专家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的真实写照。不少回忆文章在谈到苏联专家时，对他们的敬业精神与专业素养多有佳评，而这位“令浙江省粮食系统的老人至今难忘”的莫若洛夫，不过是众多苏联专家里的一位。

　　图三，是1950年代初山东崂山流亭的一群小学生在宣传橱窗前看《苏联》画报。在没有电视的年代里，画报是最直观、形象的传播媒介，无论识字还是不识字，都能从中获取信息。想来是新一期的画报刚刚贴到宣传橱窗里，随即引来一群放学的小学生们驻足观看。《苏联》画报是苏联当局主办的一种官方杂志，专门报道苏联国内外的时政要闻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除了行销苏联国内外，还以各种文字的版本向国外发行。中文版的《苏联》画报，当年与《人民画报》一样，是各厂矿、机关与文教单位都要订阅的，在中国相当普及，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几乎都有过阅读这本画报的经历。橱窗里《苏联》画报所记载的苏联社会情形，以及画报本身的精良印制，与橱窗前小学生们褴褛的衣着、简陋的书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所折射的，正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照片里的孩子们看得专注而投入，只有两个男孩留意到身后照相机的存在。尤其是站在最后面的那个穿花衣服的小女孩，仰着脸远远地看着，聚精会神。她还是刚开始认字的年龄吧，因隔得太远，即使认得一些字，恐怕也难以看清上面的内容，但这无关紧要，光是那些新奇的照片就足以吸引她的眼球，并由此引发美好的向往，因为她已经反复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比起崂山流亭宣传橱窗前的那些小学生们，赵兴元无疑是幸运的。1950年10月，全国战斗英雄、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三团副团长的赵兴元跟随“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切身感受了社会主义苏联之种种。

　　图四是赵兴元与郭俊卿(也是一名战斗英雄、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主人公高山的生活原型)会见苏联少先队员。来自中国的战斗英雄，受到苏联青少年的热烈追捧，团团围住他们问这问那。

　　著名作家张正隆在时隔五十五年之后，追记了赵兴元他们这次访问的所见所闻。集体农庄的机械化收割、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生产线、莫斯科灯火通明的夜景，让祖祖辈辈生长在农村的赵兴元大开了眼界，也感受到中国与苏联的巨大差距。他不仅丝毫不为这些差距而沮丧，相反地他却为此而欣喜，因为用不了多久，眼前的一切也将变成中国的现实。“参观工厂后座谈，人家给倒水喝。一人来高、方不方、圆不圆的机器，杯子往上一放水就流下来了，杯子快满了咔哒一声就停了。‘放上去就满，端起来就喝。’不是亲眼见的，想都不敢想呀！”他在心里暗自默念道：“不怕，反正苏联今天有的，明天咱就有了，加劲干吧。”

　　“最能引发赵兴元的感触和联想的，就是参观坐落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了。馆里陈列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译本，冯文彬团长在封面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曾携带着这本书去参加争取自由解放的战斗。’”张正隆接着写道，“参观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赵兴元就不能不想起第一个告诉他‘苏联’和‘保尔·柯察金’的指导员李宪春。他多想对李宪春和当年的那些战友讲：我到苏联来了，我到‘保尔·柯察金’的家了，我看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手稿了，我听到‘保尔’夫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卡娅的亲自讲解了……可李宪春早在山东抗战时就牺牲了……”

　　七年之后，一位名叫林萍的中国共青团干部也走进了位于高尔基大街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林萍时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他是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来到莫斯科的。1957年一个秋日的中午，他约了两位中国留学生给他引路，并兼做翻译，前往拜访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并合影留念(图五)。1998年，已垂垂老矣的作者写道：“四十年过去了，在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那句曾感动和激励过几代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如今，中苏两国都已告别了属于保尔·柯察金的那个时代。当年“输出革命”的苏联、列宁主义的故乡，上世纪末已步入了人类普世的发展轨道，而中国社会这些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保尔的事功与精神也随之成为了历史。随着老一辈的相继凋零，保尔这个忠诚无畏的革命斗士的形象，将不可避免地从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淡去。对保尔·柯察金曾经的崇拜与敬仰，反映了当年中苏两国意识形态的趋同。这种趋同，在两国的国家关系中曾经起到了某种润滑的作用。同样地，当后来两国间的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虽然那些分歧现在看来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国家关系的裂痕就更难愈合了。直到两国不同程度地抛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之后，中苏关系才又复归正常。

　　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中苏两国已剑拔弩张的1969年9月，定格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一次会晤(图六)。而那一年的2月，双方的军队刚刚在珍宝岛爆发过一场武装冲突。我是在这次会晤过去了二十多年、中苏两国已握手言和之后，见到这张照片的。但初见之下，仍感到诧异。假如拍摄的那一年，照片就被我看到的话，我肯定会更为诧异，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正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的号召，抱定随时准备打仗的信念，为延伸防空洞而挥汗如雨，就在我的邻校，更有人因防空洞不慎塌方献出了未成年的生命……可见，当年没有将这张新闻照片即时刊布出来，还是明智的。

　　关于这次神秘的会晤，史料已披露了不少。1969年9月3日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在河内逝世，苏联方面主动向中国方面提议，柯西金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后直接去北京与周恩来就解决边界争端举行一次会晤。但直到葬礼结束，仍未获得中国方面的答复。联想到胡志明去世后，周恩来并未出席葬礼，而是赶在葬礼前匆匆飞到河内，向胡的遗体告别后当天即回到北京这件事，有人分析是中国方面在有意回避两国总理在河内见面。中国政府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做？至今仍是一个谜。

　　柯西金觉得与周恩来会晤已经无望，遂按原定日程飞返莫斯科。不料，途中在杜尚别停留的时候，接到了苏联高层的通知：中国方面已同意会晤，让他马上折飞北京。于是就有了这次会晤和这张照片。

　　当时让我感到诧异的，并不是那次会晤本身，而是照片上两个人那“老友重逢”的亲切，那并非出于外交礼仪的欣悦。这是两位老者的最后一次见面，虽然此时两国已交恶有年，双方的军队也都在厉兵秣马，但照片里自然流露的亲切与欣悦，却不能不让人想起那久违的“中苏蜜月”……

　　从效仿苏联到告别苏联，几乎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全过程。仔细分析起来，与苏联真正意义上的告别，并非起自与苏联交恶的那些年，而是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从发展市场经济、背离从苏联舶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后开始的。在论及中国今后的改革时，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袁刚最近著文谈到，在告别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怎样逐步告别同样舶自苏联、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政治体制，将是中国人在新的世纪里必须去面对的。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苏联已经在上个世纪末走进了历史，而中国与它的告别却仍道阻且长。中国只有在完成了上述告别之后，与苏联——那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间的情仇恩怨，才会有个真正的了断。

　　本文摘自作者著作《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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