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摄影师们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得到的个性解放,却有可能使他们成为艺术上的流浪者。今天的新闻和纪实摄影者需要变化,也需要信心。
执念未改,即新闻精英主义的思维未改;而窍门易得,是指岁岁年年花相似,但悲催的是,他们没意识到:换了人间。
达尔文首次利用摄影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探讨在生物进化论理论视野下的人类情绪表达方式的改变。
单雄威:“每一趟回去,我都留下一些东西,象是镜头或者夹克什么的。中国在等着我回去。”
人类因为惧怕死亡,反而以极端狂欢的态度去艺术化死亡。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在国外旅行时,每当碰到圈内人,我都设法打听,如何与心仪的摄影家们联络。编到《摄影家》杂志第14期时,我已经有游刃有余之感。这一期的每篇稿子都是我自己亲自邀约的,不同摄影家的作品之间似乎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表面形成对比,但在整体上却又达到很好的平衡。就摄影家的地域性和他们所关心的主题来说,这一期显得比以前更多样化。
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与阿拉・古勒(Ara Guler)都因喜欢作品在本期杂志的呈现,而跟我结了好缘。在我对亚美尼亚这个国家特别着迷的阶段,古勒真是帮了大忙。在我逗留伊斯坦布尔期间,他不但为我的亚美尼亚之行提供了很多数据,还帮我介绍当地摄影家友人。而坎贝尔后来不但长期担任杂志的驻英国编辑顾问、帮忙修润英文译稿,还成为我们家的好朋友。
有时透过摄影集或展览目录,也会让我发现优秀的摄影家。对特别欣赏的,我就会想尽办法查资料、联络这些摄影家或他们的代理人。鲁思・索恩-汤姆森(Ruth Thorne-Thomsen)以及华人的观念摄影先驱——曾广智都属于这种情况。看到曾广智的展览时,他已去世,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妹妹,得到她的首肯及稿件提供。
因艾滋病而于英年去世的曾广智,是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生活经历充满东、西文化的冲击,又把这些冲击化为了动人的影像;人生和艺术已结为一体。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艺廊主任贝利・布尔德曼(Barry Blinderman)的介绍文可了解,曾广智于1979年搬到纽约,不久后便结识了卡西・哈林(Keith Haring)、肯尼・薛夫(Kenny Scharf)以及其他艺术和表演界名人。和哈林一样,曾广智很清楚艺术创作与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他早期的纽约市系列作品中,他曾擅自闯入在大都会美术馆举办的上流社交宴会,摆出一副中国权贵姿态,频频与赴宴宾客合照,其中包括王室与知名设计家。
《摄影家》杂志介绍的这组作品,是曾广智以长达十年时间所完成的图片故事,灵感出自“历史根本是谎言”的概念。上世纪八〇、九〇年代,他拍下自己置身于各种纪念碑的照片,从神圣的巴黎圣母院,世俗的林肯纪念碑以至完全商业的狄斯耐乐园城堡,为大众揭开复杂的神话网络。他的远征系列所瓦解的不只是观光摄影,还有军人或王室的肖像和历史画,及伴随而来的宣传。
阿拉・古勒堪称是土耳其国宝,其作品已成为这个国家视觉历史的一部份。本期所刊登的作品,横跨他四十年来的创作生涯,同时也把他的祖国和同胞做了精神性的描绘。古勒为人慷慨,曾经踏上伊斯坦布尔的所有摄影大师,包括马克・吕布、伊涅兹・哈斯、约瑟夫・寇德卡、萨巴斯提欧・萨尔加多都受过他的热情接待与帮助。
西班牙摄影家乔安・方古贝塔(Joan Fontcuberta)在国际间十分活跃,当大家开始熟悉他的新风格时,他又转到了另一个方向。这组“光之图列”被认为是米罗百年诞辰的致敬之作。方古贝塔造访了米罗的故居、工作室、乡舍,收集当地的简陋材料,组成花朵、树叶、树枝、根部、石头等物。等回到暗房里,再把这些东西在显影剂和定影剂里洗过,再印在曝光的黑白相纸上。由于无从预测阳光和化学物质对这些有机材料所起的作用,而产生了彩色压印图案的效果。
这是摄影吗?学者安娜・拉米芮兹(Anna Ramirez)认为,摄影自诞生以来,和绘画的关系就始终含糊不清而又多样。这两种制造影像的方法一开始似乎是戏剧性的互相抵触,而不同的创作领域反而造就出充裕的交会空间。
“方古贝塔的创作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因为,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家,他从不假装去重新创造、重新设计或重新处理现实之面貌或剎那,而是去创造其他的现实来让我们认识,开启我们想象力的新世界,并唤醒艺术在过去几十年里,似乎丢掉了的某种愉快清明的精神⋯⋯这项研究连接了从绘画到摄影的两个表达层次,却不必互相依赖。方古贝塔巧妙地以这两个范围的材料来完成他创作的目标,却从来不让自己受控于这个媒体。”
台湾摄影家郑桑溪的作品既古典又现代,恰如他在台湾摄影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衔接两代摄影表现的精神。郑桑溪于2011年往生,晚期发表的照片大部分为彩色,取景自由、视角夸张,但其最重要的作品,还是在六〇年代所拍的黑白照片。他曾说:“回顾自己早年的摄影创作,我很庆幸能及早记录下这些家乡的旧情遗事,而且完好的保留下来。当年在摄影观念、技巧上的朴拙与直率,恐怕是今天的人拿着最新型的相机也不见得拍得出来的吧!”
英国籍的布莱恩・坎贝尔不但是优秀摄影家,也是摄影界不可多得的文字作者与书籍杂志编辑。他所写的《世界摄影》(World Photography)一书,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我有机会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介绍他的作品,感觉特别欣慰。
我特别同意英国第一个公家摄影艺廊“摄影家艺廊”(Photographer’s Gallery)的创办人苏・戴维斯(Sue Davies)对布莱恩作品的看法。她认为,布莱恩是以慈悲和宽大的眼光在对待他的所有主题:“在记录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片段时,他经常加上额外的讯息,使照片成为历久弥坚的影像。他完全领略到摄影最难得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状况,并从而看到我们自己。”
美国的鲁思・索恩-汤姆森(Ruth Thorne-Thomsen)女士,把梦境中的各种象征意义,都化为影像。任何人看到她的照片,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彷佛这也正是自己的梦。
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当代摄影美术馆馆长丹尼斯・密勒-克拉克(Denise Miller-Clark)将索恩-汤姆森比喻为探险家,因为她从1976年起就一直在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一个摄影家运用想象力构建的古老世界——心灵考古学。在此追寻的过程中,她采取了双重途径:一是社会性的记录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一是生物性的寻找自己灵魂的核心,因此她的作品很难被定位,但可归类为包括表演、戏剧或舞台布景的当时最新摄影时尚。
我很高兴将这几位摄影家一起呈现,因为他们不但展现了摄影艺术的必然与可能,也向我们解释了摄影和个人、社会、文化的关系——无论是以写实或超现实的手法。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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