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摄影的必然与可能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在国外旅行时，每当碰到圈内人，我都设法打听，如何与心仪的摄影家们联络。编到《摄影家》杂志第14期时，我已经有游刃有余之感。这一期的每篇稿子都是我自己亲自邀约的，不同摄影家的作品之间似乎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表面形成对比，但在整体上却又达到很好的平衡。就摄影家的地域性和他们所关心的主题来说，这一期显得比以前更多样化。

　　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与阿拉・古勒(Ara Guler)都因喜欢作品在本期杂志的呈现，而跟我结了好缘。在我对亚美尼亚这个国家特别着迷的阶段，古勒真是帮了大忙。在我逗留伊斯坦布尔期间，他不但为我的亚美尼亚之行提供了很多数据，还帮我介绍当地摄影家友人。而坎贝尔后来不但长期担任杂志的驻英国编辑顾问、帮忙修润英文译稿，还成为我们家的好朋友。

　　有时透过摄影集或展览目录，也会让我发现优秀的摄影家。对特别欣赏的，我就会想尽办法查资料、联络这些摄影家或他们的代理人。鲁思・索恩－汤姆森(Ruth Thorne-Thomsen)以及华人的观念摄影先驱——曾广智都属于这种情况。看到曾广智的展览时，他已去世，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妹妹，得到她的首肯及稿件提供。

　　因艾滋病而于英年去世的曾广智，是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生活经历充满东、西文化的冲击，又把这些冲击化为了动人的影像；人生和艺术已结为一体。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艺廊主任贝利・布尔德曼(Barry Blinderman)的介绍文可了解，曾广智于1979年搬到纽约，不久后便结识了卡西・哈林(Keith Haring)、肯尼・薛夫(Kenny Scharf)以及其他艺术和表演界名人。和哈林一样，曾广智很清楚艺术创作与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他早期的纽约市系列作品中，他曾擅自闯入在大都会美术馆举办的上流社交宴会，摆出一副中国权贵姿态，频频与赴宴宾客合照，其中包括王室与知名设计家。

　　《摄影家》杂志介绍的这组作品，是曾广智以长达十年时间所完成的图片故事，灵感出自“历史根本是谎言”的概念。上世纪八〇、九〇年代，他拍下自己置身于各种纪念碑的照片，从神圣的巴黎圣母院，世俗的林肯纪念碑以至完全商业的狄斯耐乐园城堡，为大众揭开复杂的神话网络。他的远征系列所瓦解的不只是观光摄影，还有军人或王室的肖像和历史画，及伴随而来的宣传。

　　阿拉・古勒堪称是土耳其国宝，其作品已成为这个国家视觉历史的一部份。本期所刊登的作品，横跨他四十年来的创作生涯，同时也把他的祖国和同胞做了精神性的描绘。古勒为人慷慨，曾经踏上伊斯坦布尔的所有摄影大师，包括马克・吕布、伊涅兹・哈斯、约瑟夫・寇德卡、萨巴斯提欧・萨尔加多都受过他的热情接待与帮助。

　　西班牙摄影家乔安・方古贝塔(Joan Fontcuberta)在国际间十分活跃，当大家开始熟悉他的新风格时，他又转到了另一个方向。这组“光之图列”被认为是米罗百年诞辰的致敬之作。方古贝塔造访了米罗的故居、工作室、乡舍，收集当地的简陋材料，组成花朵、树叶、树枝、根部、石头等物。等回到暗房里，再把这些东西在显影剂和定影剂里洗过，再印在曝光的黑白相纸上。由于无从预测阳光和化学物质对这些有机材料所起的作用，而产生了彩色压印图案的效果。

　　这是摄影吗？学者安娜・拉米芮兹(Anna Ramirez)认为，摄影自诞生以来，和绘画的关系就始终含糊不清而又多样。这两种制造影像的方法一开始似乎是戏剧性的互相抵触，而不同的创作领域反而造就出充裕的交会空间。

　　“方古贝塔的创作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因为，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家，他从不假装去重新创造、重新设计或重新处理现实之面貌或剎那，而是去创造其他的现实来让我们认识，开启我们想象力的新世界，并唤醒艺术在过去几十年里，似乎丢掉了的某种愉快清明的精神⋯⋯这项研究连接了从绘画到摄影的两个表达层次，却不必互相依赖。方古贝塔巧妙地以这两个范围的材料来完成他创作的目标，却从来不让自己受控于这个媒体。”

　　台湾摄影家郑桑溪的作品既古典又现代，恰如他在台湾摄影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衔接两代摄影表现的精神。郑桑溪于2011年往生，晚期发表的照片大部分为彩色，取景自由、视角夸张，但其最重要的作品，还是在六〇年代所拍的黑白照片。他曾说：“回顾自己早年的摄影创作，我很庆幸能及早记录下这些家乡的旧情遗事，而且完好的保留下来。当年在摄影观念、技巧上的朴拙与直率，恐怕是今天的人拿着最新型的相机也不见得拍得出来的吧！”

　　英国籍的布莱恩・坎贝尔不但是优秀摄影家，也是摄影界不可多得的文字作者与书籍杂志编辑。他所写的《世界摄影》(World Photography)一书，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我有机会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介绍他的作品，感觉特别欣慰。

　　我特别同意英国第一个公家摄影艺廊“摄影家艺廊”(Photographer’s Gallery)的创办人苏・戴维斯(Sue Davies)对布莱恩作品的看法。她认为，布莱恩是以慈悲和宽大的眼光在对待他的所有主题：“在记录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片段时，他经常加上额外的讯息，使照片成为历久弥坚的影像。他完全领略到摄影最难得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状况，并从而看到我们自己。”

　　美国的鲁思・索恩－汤姆森(Ruth Thorne-Thomsen)女士，把梦境中的各种象征意义，都化为影像。任何人看到她的照片，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彷佛这也正是自己的梦。

　　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当代摄影美术馆馆长丹尼斯・密勒－克拉克(Denise Miller-Clark)将索恩－汤姆森比喻为探险家，因为她从1976年起就一直在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一个摄影家运用想象力构建的古老世界——心灵考古学。在此追寻的过程中，她采取了双重途径：一是社会性的记录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一是生物性的寻找自己灵魂的核心，因此她的作品很难被定位，但可归类为包括表演、戏剧或舞台布景的当时最新摄影时尚。

　　我很高兴将这几位摄影家一起呈现，因为他们不但展现了摄影艺术的必然与可能，也向我们解释了摄影和个人、社会、文化的关系——无论是以写实或超现实的手法。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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