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编这一期的经过，还真是有点惊险。为了向这本创刊已半个多世纪的瑞士文化刊物《DU》致敬，我跟我们的法国主编法兰克・霍瓦(Frank Horvat)数度沟通，却无法取得共识。我提出构想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摄影家》是世界优秀摄影家的平台，怎可去向另外一本杂志献花？”我说：“可以介绍DU刊登过的优秀摄影家作品，从这个角度切入，藉以凸显这本杂志是如何在提高摄影的文化地位。”法兰克却不为所动。
过一阵子我又提，他表示：“这太难了，DU已经出到六百四十多期了，我们哪有办法从中做出客观又正确的抽样！”一两个星期后我再提，他又有了另一个反对的理由：“没人会对一份仍然存在的杂志致敬，编一期向《LIFE》杂志致敬还说得过去，因为她已经关门了！”
几回下来，我不禁火大，告诉他我已做好万全准备，在国外二手书店将DU每年献给摄影的专号全买齐了：“我已经知道该怎么编了。奥古斯・桑德(August Sander)的《时代的脸孔》、罗伯・法兰克的《美国人》都在这本杂志发表过，另外布列松也为他们拍了六本专号。从几位大师们着手就对了，你什么也不必管，只要跟我去苏黎世采访总编辑就行了！”法兰克会五种语文，我心想，万一对方只讲德文也不用担心。
会知道DU，还是因为吕楠。1990年代初期的大陆，信息相当封闭，吕楠不懂外文，却自有法子了解外在世界的摄影发展，经常跑到驻北京的外国单位图书馆看画册和杂志图片。有一次我去北京，他说，有本叫做DU的德文摄影杂志好极了，建议我设法找来看看；我当下便请他把杂志地址抄给我。
才回台湾不久，竟然就收到他寄来的一本DU，附信说明：原来这不是摄影杂志，而是很注重摄影的文化杂志。DU的意思为“你”；吕楠送我的那本是1990年的2月号，目录页还盖了一个图书馆的印章——“北外瑞士研究中心”。原来图书馆职员把多出来的一本给了他。
从那时起，收集DU杂志便成为我压抑不了的热情，压根儿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主动来联络。有一天，老伴接了通越洋电话，跟我说，是DU杂志的摄影编辑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wartz)：“他很喜欢《摄影家》杂志，问我们愿不愿意每期跟DU交换？”当然愿意啦，我简直就是乐坏了！
1993年夏天，我跟老伴与法兰克在米兰碰头，三人一起搭火车去苏黎世。意大利、瑞士之间的山区铁轨弯弯曲曲的，火车每翻过一个山头就是一幅绝美的风景，我却无心欣赏，因为法兰克始终满脸不悦、欲言又止。
在苏黎世过了一夜，约好第二天上午去采访DU的现任总编辑迪特・巴克曼(Dieter Bachmann)。 晨起共进早餐，才吃到一半，法兰克突然撂下一句：“你还没说服我为何要做这一期，所以我决定不作这趟采访。”我差一点跳起来！按期付编辑费，此趟差旅费也出了，他却在最后关头来这么一招，根本就是希望我求他，趁机抬高身价⋯⋯
我强压怒气，僵硬地吐出一句：“好，没关系，我们自己来！”法兰克愣了一下，随即表示：“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好了，必要时我再说话。”
结果我们在DU杂志编辑部待了近两小时，采访全程录音。我用中文提问，老伴袁瑶瑶居中翻译，同步在我耳根旁翻译巴克曼的英文答复。至今为止，那都是我最满意的一次采访。近年来，少数人成功收藏了全套《摄影家》杂志；这篇访问在互联网上被传来传去，直到最近还偶尔会从我的微博上跳出来。
巴克曼是有深度的编辑，仅举访问中的两条问答，就可看出他的智慧。
“每次新出刊的DU都让我非常意外，也从来无法想象下一期的主题会是什么。请问，您到底是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主题？”
“这个问题满复杂的，不果我可以简单回答你，每一期的筹备与贯彻都是出自于‘胃’和‘脑’的结合。‘脑’是很容易开发的一个智性工具，只要收集知识、学习传统习俗、阅读书报杂志，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事。再来就是‘胃’的事了；这一点很重要，我所谓的‘胃’也可以说是‘心’。胃会让你知道你对事物的真正感觉，什么是你感兴趣的、什么是做某些事的时机。它会告诉你，有个叫葛连・古德(Glenn Gould)的钢琴家是个神秘人物。我们就是在这种时候察觉到某些事，经过仔细观察后，决定放手去做。
我个人绝对相信，要办好一本杂志不应跟着营销策略走，或者以大众兴趣、民意调查为依归。作为一个编辑，应该根据的是自己的兴趣与好奇心，因为你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家、有历史的个人，还是湖中的一条鱼。这个湖就是当时的环境，你对湖水的温度要有感觉。人家付薪资不是让我迎合读者，而是要我去发掘能为读者做什么。这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胃’的引导下，我们有好几回运气都不错。”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根据您的‘胃’，文化的定义是什么？”
巴克曼微笑：“人都有死的一天，文化就是我们在死以前对生命的憧憬。”
法兰克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插不上，只能在最后讪讪地表示：“这场访问做得太好了！”他虽然想做些弥补，可是我感觉这份友谊已开始有了裂痕。
《向DU杂志致敬》是我们销量最好的一期，光是DU就跟我们买了1500本送人。为了跟本期介绍的佛洛・嘉多纳(Flor Garduno)、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雷尼・布里(Rene Burri)、罗伯特・法兰克(Robert Frank)、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沃纳·比肖夫(Werner Bischolf)、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等12位摄影家或其继承人取得刊登版权，DU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封推荐函。
照片挑选更是大费周章。一、两个月后，本身也是优秀摄影家的丹尼尔・施瓦茨专程从苏黎世来台北，在《摄影家》的小小办公室跟我们一起工作了一星期。写到这儿不能不提，瑞士人之精准，简直就是让人瞪目结舌！
去机场接丹尼尔的那天，我和老伴只迟到了三、五分钟，就在水泄不通的迎宾大厅看到他昂首阔步地走向出口，连喊都来不及，眼睁睁地看他上了出租车。急忙赶回台北，到旅馆一问，才知道他已安然入住。
见面问他，为什么不等等我们？他却一本正经地道来：“从《摄影家》杂志的水平判断，你们是非常专业的人，要嘛就是准时，要嘛就是有事不能来，绝不可能迟到！”我们啼笑皆非，他却十分认真：“前辈战地记者总这么说，线民在约定时间没出现就要立刻走人，以免出大事。”
这期介绍的摄影家，除了艾米尔・修特兹(Emil Schulthess)，我几乎每位都熟知。在苏黎世时，DU的编辑同仁建议我们去拜访首任艺术总监，说杂志的开本、版型以及标志都是他决定的。因缘不可思议；去到修特兹的山林小屋，交谈之后吓了我一大跳！原来，在我刚开始拍照时，深深影响过我的《中国》摄影集，作者就是他！1966年出版的这本书，用精湛厚重的摄影技术，道尽了各省中国人在文革前的幸福与纯良。
焦点在摄影表现，因此，除了DU的第一任主编阿诺德・库伯勒(Arnold Kubler)于1941年元月所写的创刊词、在艺术学校首创摄影系，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汉斯・芬谢尔(Hans Finsler)的著作《摄影与现实》节录，每篇稿子的字数都很短，摘自当期的编辑前言。
这期杂志特别厚，出版后的发展好到让人吃惊。DU杂志受此启发，竟然用心把半个世纪以来出的摄影专辑好好整理，实现了一个规模类似马格南《In Our Time》那样的大规模世界巡回展览，还同时出了两本厚厚的展览画册，德文版名《Der Geduldige Planet》，英文版名《So Many Worlds》。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两个版本的版权页第一段都注明：感谢台湾台北《摄影家》杂志及阮义忠、袁瑶瑶的原始构想。
我们的杂志办了62期就停了，但DU至今依旧存在。我实在是非常非常高兴能将第15期献给这本被公认为“欧洲最好”的文化杂志。在我的认知当中，她是“世界最好”的。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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