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摄影师们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得到的个性解放,却有可能使他们成为艺术上的流浪者。今天的新闻和纪实摄影者需要变化,也需要信心。
执念未改,即新闻精英主义的思维未改;而窍门易得,是指岁岁年年花相似,但悲催的是,他们没意识到:换了人间。
达尔文首次利用摄影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探讨在生物进化论理论视野下的人类情绪表达方式的改变。
单雄威:“每一趟回去,我都留下一些东西,象是镜头或者夹克什么的。中国在等着我回去。”
人类因为惧怕死亡,反而以极端狂欢的态度去艺术化死亡。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摄影家》杂志第12期封面右下角印着“2周年”几个小字,很容易被读者或出版同业忽视,可对我们来说却意义重大。当初在一念之间创刊,出过第一期还不知第二期的稿子在哪儿!走过两个年头,步伐总算稳了点,但对前途的信心不够坚强。编辑前言的最后一句是:“回顾创刊以来的日子,我们都为能把理想付之实现而觉得很快乐。希望今后,我们也有同样的福气。”
头两页是关于水之堡摄影艺廊20周年庆的报道。为了这不同凡响的一年,水之堡策划了一系列极富深意的展览,没想到的是,我的创作与杂志表现也被列为其中之一。如今想来,更能体会馆长尚・杜杰德(Jean Dieuzaide)对我的期许。
特展从1994年1月12日跨到1995年1月8日,顺序为:向罗伯特· 杜瓦诺(Robert Doisneau)致敬、尼普斯博物馆(Musée Nicéphore Niépce)珍藏、这一代的摄影表现、报道摄影、南庇里牛斯山区的年轻摄影家、台湾摄影家阮义忠的摄影回顾展并向他创办的《摄影家》杂志致敬、Esprit Metis摄影经纪社、约瑟夫・寇德卡(Joseph Koudelka)作品选。
向罗伯特·杜瓦诺致敬排在头一个,是因为水之堡在1974年的开馆展,就是这位专拍巴黎百姓生活的大师作品。为了这个展览,杜杰德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口舌,因为当时杜瓦诺正陷入创作低潮,心灰意冷,觉得搞摄影毫无前途。谁知展览推出后反应热烈到难以想象,前往观赏的观众数量多到令人吃惊。
展览的成功不仅使水之堡打响第一炮,也让杜瓦诺本人大受鼓舞,开始接受其他单位的邀约,从此事业蒸蒸日上,作品普及法国与全世界。多年后,杜瓦诺曾幽默地表示:“这许多麻烦事儿,可都是拜水之堡所赐!”
我的展览被特地安排在9月7日至10月9日,方便我趁暑假参加开幕仪式。对于这个展览,馆方简介为:“阮义忠是台湾本土深具代表性的人文摄影家,记录了这个岛屿在二十年间由农业社会步向工业社会的变迁。有感于也是摄影家的尚·杜杰德创办水之堡已为摄影艺术作更多的贡献,阮义忠于1992年创办中英文双语版的《摄影家》杂志。这是本极为纯粹的杂志,水之堡引以为傲。此项展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阮义忠的摄影回顾展,第二部分是《摄影家》杂志自创刊号到第15期的杂志以及每期一位的作者作品展。”
在一连推出《意大利》、《中国》、《年轻摄影家》三本专号后,编辑这期非专辑让我在构思时特别自由、放松。此外,终于能把一些压着的好稿子刊出,也让我如释重负。
本期一共介绍了六位摄影家,其中两位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把邱良的《三十年前的香港》和余伟建的《向1997年接近的香港》一起刊登,是希望让读者看到东方之珠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
1964年出生于香港的余伟建,从初中三年级便开始拍照,1989年进入美联社工作。对于这组作品,他表示,自己并不打算说什么,也没什么好证明的。“我只是想拍出一些一九九七年前的香港。我想明白一些事情,去思考或者做点什么来磨练自己。”
介绍文的执笔者桂甫(Robert Christensen)认为,余伟建是位不卖弄政治讯息的摄影记者,但所拍的这些照片“不经意地流露了政治意识,经常表现出对殖民地换主子这件事相当暧昧的不安。”桂甫是常年在东方生活的美国人,对港、台两地的情况关注已久:“这是香港人替自己定位的一部份:百年来一直是大英帝国的一分子,却从来不是真正的英国人;马上要变成中国的了,可是又不完全是中国的。”香港回归已近二十年,不知余伟建想明白了没?
而“三十年前的香港”现在已是半世纪前的景观了。那时的生活面貌,让人绝对无法与今日高度现代化的情形联想在一起。照片里的人、事、物透露着一个已彻底不见踪影的老中国。
邱良除了拍照,还于1973年创办了《摄影生活》月刊,自1980年起任《摄影艺术》月刊总编辑。个子瘦小的他,背微驼、讲话声音轻细,外貌与神态看起来比实际岁数要大很多。记得拜访他时,在《摄影艺术》编辑部看了许多他拍的照片。愈看愈受吸引,忍不住想了解更早以前的香港。“可以看看你在四〇或五〇年代所拍的照片吗?”没想到他一愣,有点啼笑皆非:“五〇年代我还不会拍照,四〇年代我刚出生⋯⋯”
本期封面出自艾迪·戴阳(Eddie Dayan)的《无人之地》作品,收到他的投稿时,发现他除了摄影风格独树一帜,文字表达能力也相当好。他出生于埃及,在埃及、法国、英国、津巴布韦及南非求学,土木工程专业,担任过两家英国公营公司的营销主管后,如愿成为独立摄影师。
“我对自然的感觉一向暧昧——那是种恐惧和热望的混合。恐惧,是由于我的童年多半在受保护的都市环境中渡过;我所学到的是,大自然是人类的威胁而非养分。而渴望——我怀疑有许多人这么觉得——则起因于我与自然的疏离,我渴望触及它的一部分,与它和谐安稳地相处。
于是,在我的自然风景影像中,我探测那介于现实和幻想之间的一块无人之地。我搜索大自然较为深沉的一面——既美丽又无情,毫不妥协的力量。此双面镜,当然,正是我自己本性的光明与黑暗面。”
西班牙摄影家克丽丝汀·嘉西亚·罗德洛(Cristina Garcia Rodero)是我最欣赏的女摄影家之一,在我们杂志刊登的《超自然的西班牙》系列,被Agence Vu总裁克里斯丁・柯杰勒(Christian Caujolle)认为取景辽阔而准确、光线强而有力、细节精心选择:“罗德洛所创造的世界是没有时间性的。这些景象是在何时何地发生的?是什么时候被摄下来的?没有人能回答。因为摄影中的时间游戏加上古典的形式,呈现了一个看似恒常不变的景观。幸而摄影师不曾被愚弄。她没有给我们看虚假的民俗和它的魅力,也没有古老不存在的习俗。她永远保持距离,毫不留情的捕捉住所有社会习俗内在的矛盾。”
瑞士摄影家乔艾・瓦纽(Joel Vuagniaux)、意裔美籍的伊涅斯托·巴赞(Ernesto Bazan)也都是主动投稿。瓦纽的《情侣》是小品,在婚姻破裂、暂住友人处所的期间,拍下了主人夫妻之间朴实而又真实的幸福。
巴赞则是在阿尔勒摄影节得过两次奖:1982年的年轻摄影家首奖、1983年的新闻报道摄影奖。巴赞旅行世界各地,追寻拍摄对象的生命力:“作为一个摄影师,我的目标是去了解其他文化的价值,同时发觉与我自己的文化相近的成分。可是要我当个不显眼的游客,对着毫无所觉的对象猛按快门,那不是我能接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至少要跟一个人有接触,而且这个人通常对我的举动非常好奇,他的眼光一直盯着我。我们的关系就在这一刻建立了。”
看到封底,我不禁哑然失笑。那是一本即将诞生的杂志广告。黑底上的彩色字样龙飞凤舞地宣布:一本门户完全开放、为台湾各种摄影表现而创办的《IMAGE影像》杂志,即将于四月一日与您见面。
这本月刊的创办人也是我,目标是为台湾的摄影界服务,介绍的全是本土摄影家。虽然也尽心尽力,却只维持了两年多,总共25期,这样的记录我不能引以为傲,因此后来很少提。回想起来,倒是不得不佩服自己当时的精力与效率——每两个月出三本杂志啊!
会停办,财力不济是最大因素;体会最深的则是——圈内人只关心自己会不会被介绍,对买杂志却不大有兴趣。相信这种现象至今依然。难怪我一位办过杂志的朋友曾经感慨:“我对摄影不曾失望,但对摄影师经常失望!”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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