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柬埔寨S-21监狱的死囚肖像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1994年8月底，我跟《摄影家》杂志的瑞士编辑顾问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chwartz)在巴黎见面时，他拿了13张照片影印稿给我看，我当场便被吓住了。

　　照片摄自柬埔寨波布(Pol Pot)当权期间设立的秘密监狱“S-21”，丹尼尔想推荐给我作为杂志的一个单元。但我决定试着把它发展成一本专辑。那些照片实在是太强了，强到会压过任何与它们出现在同一期的作品。

　　丹尼尔建议我亲自去一趟金边，与费心整理了近6000张“S-21”囚犯照片克里斯・雷里(Chris Riley)和道格拉斯・尼文(Doug Niven)会面。三个多月后，我跟丹尼尔一同在金边的法新社办公室观看一盒大约100张的死囚肖像。第一次看到那几张照片的震撼不但回来，还加倍的鲜明！

　　这组照片如果光看13张，会觉得它们是摄影艺术的巅峰之作。但超过某一个数量后，就不可能再用看艺术品的眼光看它们，因为心情会完全被这些影像改变。每一张面孔、每一双眼神都在跟你说话。说他们的内心有多害怕，对生命有多珍惜，对亲人有多记挂。说他们的往事，说他们的希望，说他们的绝望⋯⋯看着看着⋯⋯每张都是面对死亡的脸孔。这真是会叫人打心里头和他们一起害怕啊！

　　除了历史意义，就摄影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照片的水平也非常高。画面的构图再简单不过，彷佛是证照的半身像。然而，人物的精神和意志却穿透纸面，直入人心。

　　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照片的好与摄影师的功力无关。它们之所以扣人心弦，纯粹是被摄人物因自身处境而产生的心灵反射。其中有几张照片，毫无疑问可称为摄影史中最强有力的肖像，足以和奥古斯・桑德(August Sanders)的作品相提并论。

　　《摄影家》杂志第19期《面对死亡》于1995年4月出刊。着有《柬埔寨史》、《柬埔寨历史的悲剧：1945年以来的政治、战争与革命》、《一号大哥：波布的政治生涯》等书、于澳洲蒙那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教授东南亚史的戴维・陈德乐(Dr. David Chandler)博士特地为我们写了介绍文。

　　“时间是1975年至1979年出这段期间。照片上的柬埔寨人民无助的面对着死亡。有几个囚犯脸上的眼罩刚给解开，他们瞪着逮捕自己的人，不晓得身在何处、照相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人没有一个获释。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在受尽折磨和拷问(有时长达数月)之后，都被残忍地处死。

　　当时这座监狱是以S-21这个代号为人所知。共党统治下的高棉自称柬埔寨共和国，可能是世界上变革最大的国家。国家领导者是长相平易近人、语气温和、当过教师、化名波尔布特的萨搂萨(Saloth Sar)⋯⋯

　　革命所耗损的人命是可怕的。不到4年时间，多达一百万的柬埔寨人民——平均每7人当中即有1人——死于饥饿、营养不良、误诊，或者治疗不当。另有二十万人，包括所有这些照片上的人，都被视为国家敌人而遭处决。

　　要确实掌握这类死亡的数目是不可能的的事。不过就柬埔寨的总人口而言，这个数目相当于二次大战纳粹所屠杀的犹太人，1930年代斯大林在乌克兰的集体农场，或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

　　从这个角度来看，照片上的这些人是令人痛心、重要而且独一无二的。被镜头冻结的画面里，他们瞪着逮捕他们的人。而二十年后，他们也同样注视着我们。他们的表情似乎质问着逮捕者：“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也质问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要杀我们？”

　　1979年1月8日，越南军队抵达时，金边只剩下一座空城。当巡逻队无意间发现这座监狱时，里面还有12具刚被杀害的犯人尸体，地板上的血都还没有干。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来自共产国家的新闻记者被带至监狱参观，同时期附近的几个集体坟场也被发掘出来，现场情景和气味令新闻记者为之作呕。

　　1979年底，越南在金边安排了一个柬埔寨政权，并在东德协助下将S-21变成一座展示种族屠杀的博物馆。所有照片、自白书和其他文件都经整理建档，犯人受刑和睡觉的地方都保持原状。成千的囚犯照片和挑出来的自白书被挂在墙上。构成这项可怕展览的其他项目还包括刑具、屠场照片、犯人雕刻的波布半身像、丢弃的衣物、脚镣、锁链以及一位生还者画的受刑图。

　　1980年档案开放共外国学者研究，其中包括6000多张照片，20万页打字或手写的4000份签字自白书以及2万页行政数据——审问手册、犯人名单、行刑名单还有各种期刊、报告。

　　1993年，美国摄影记者克里斯・雷里、道格拉斯・尼文在一个生锈的档案柜里发现数以千计的底片。看到这些显然被遗忘，而且大部分都因湿气和虫咬而受损的底片，他们立刻觉得，二人连手，可将这些底片修复、并制作出从所未有的高质量影像，进一步出版、展览，让更多人知道。

　　我在金边采访他们二位，听他们叙述，这项工作一开始最麻烦的就是取得许可，再来就是找赞助资金。官方起先要求他们在没电、没水又没安全设施的博物馆里进行。二人坚决反对，表明必须在外面工作，因为担心所有设备会被偷。总算得到允许后，雷里大部份时间镇守金边，尼文则必须定期返回美国集资。

　　当天问答，比较关键性的部分摘录如下：

　　阮：你们一开始的动机是纯粹出于摄影方面的考虑，还是企图为历史留下一份记录？

　　雷：最初的反应完全是摄影方面的，因为我们接受的是摄影训练。发现了这些底片，又确知自己有那个本事去好好处理它们，感觉是相当振奋的。在建立一份完整目录的过程中，如何保存这些底片也变得同样重要。不过一开始的那种兴奋纯粹是摄影的。

　　尼：虽然这些底片的主题和背后的故事相当骇人，不过我们知道可以制作出美丽的照片。

　　阮：你们以前看过这样既美丽又恐怖的照片吗？

　　雷：我念书时，有一位教授曾提到，如果把火车出事的情景拍下来，再以慢动作很慢很慢地播放，你会觉得，看着所有物体那样溃散开来是一件很美妙的事。这些照片也是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才会有一种其他照片所比不上的特质。

　　尼：我觉得这些照片最突出的是这些人的表情，他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会死，有些人看起来很高兴，有些看起来悲哀，但都没有那种即将被处死的样子。事实上他们全被杀了。

　　阮：这些照片，除了历史意义，就肖像本身来看，你们觉得如何？

　　尼：我得照片都拍得很好，是很棒的肖像。

　　雷：我不同意。因为你所看到的这一百多张，只不过是我们看过的六千张中的一小部分。选出来的这一百多张都非常强而有力，即使完全不晓得这些人的遭遇，仍然会使人有很强烈的反应。而其他照片多半很普通。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照片是蛮重要的，可是美学上乏善可陈。

　　阮：为什么会有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有些很有力，有些却很普通。会不会是因为这些照片出自不同摄影师之手？

　　雷：我相信一定换过很多摄影师，因为我们从这六千张照片中看到的背景、构图都很多样，曝光程度、质量、使用胶卷也不一样。可能不仅仅是摄影师边拍边学，而是确实有换手情形。

　　阮：这项计划有没有改变你们对人生的看法？

　　尼：我只不过是个摄影记者，这项计划让我足以自豪。照片虽然不是我拍的，但这份工作可以让你还有其他人看到这些照片，甚至公诸于世。这比替报社拍照要有贡献得多。

　　重新观看这些照片，令人想起陈德乐在本期《摄影家》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一开头便引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谈话。

　　“我们都认为，‘恐怖统治’指的是被制造恐怖者所统治。事实上恰恰相反，实行恐怖统治者本身才是受惊吓者。‘恐怖统治’多半意味着惊惶失措者所采取的不必要之残酷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家》杂志是全球第一个披露S-21监狱死囚肖像的媒体。雷里与尼文并不讳言，他们之前找过几个欧美大出版社，但这些知名机构在看过照片后，都觉得不可能有销路而婉拒了出书提议。

　　这一期当然也是我们所有杂志销路最惨的。可喜的是，出刊几个月后，雷里来了一封信，说非常感谢我们所做的专辑，美国Two Palms出版社在看过《摄影家》的报导后决定出书。展览机会以及各大媒体的报导自然也跟着来了。

　　为了表示感谢，雷里要送我一张原作当纪念。但我终究没接受他的好意，因为不忍，也无法把这些照片当收藏品保存。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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