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彭祥杰 撰文|可以
导言
那个名字最响亮的人，很可能是最陌生的，比如某个伟人、明星、或者你自己。在中国现当代摄影史上，侯登科就是这样一个人，随着2003年2月3日，他的人生和他所钟爱的摄影事业的终止，异化就已经伴随着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时光流逝，对于后来者而言，这个名字再也不会被感受到如亲历者那样的鲜活有趣。然而，从他离世到今天，12年已经过去，仍然有一群人，在以这个名字的名义，无私的为侯登科未尽的事业而努力，这其中，或许不仅仅包括那些真挚的友情和亲情，还存在某种对摄影、对这个世界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而这个，才应该成为我们重提侯登科，重新审视他作品的意义吧？
2010年7月4日，酷暑难耐。受“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组委会和理事会的委托，我与时任谷仓当代影像馆馆长的刘劲勋在西安汇合后，一同前往郑州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于德水老师处，这次行程为期一周，主要的目的是要从侯登科一生作品中，挑选出200张作品，待暗房放出照片后，回赠给谷仓当代影像馆对于“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百万资助。
对我而言，再一次翻阅这些熟悉的影像，我心存忐忑，感慨万千。跟侯登科相识相交的十多年，伴随着这些底片，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
侯登科这一生里，一共拍摄了4万3千张底片。从1990年底认识老侯之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他的暗房看他冲底片、放照片，有时候一两个月没去了，他就会给我打电话，说祥杰你要不要来看看，帮我显个影或者干个别的什么。我跟他学摄影，不是属于学校里那种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实际上更像是传统意义上师傅和徒弟，这其中既有长者对于晚辈年轻人的亲情，又有朋友一般的友情。现在想起来，他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我帮什么忙，就只是两个人一起放照片，一起讨论，会有乐趣些，一个人放底片的话，他会觉得无聊。
老侯的所有底片都是自己冲洗放大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是国产的公元相纸，大光纸，暗房还有个大的滚筒上光机，为什么我对侯登科的暗房有兴趣呢，你知道那个年代——不是哭穷啊，呵，前两天有人在网上说我爱哭穷——而是那个年代，老侯在西安铁路工程公司，他是这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部的部长，还有企划部的部长什么的，他有条件利用国企的资源，建当时国内很好的暗房，相纸啊很多材料都可以报销，不花钱，我也可以拿我的底片去他那做照片，当时我都没有暗房。
我帮侯登科放照片只有一次，是在老侯癌症病发了以后，大概2002年秋天的时候，好像是王征他们联系了一个在台湾做大陆摄影家的展览，需要用8×10的照片电分后来打印，那次是我去临潼他单位那个暗房做的。做照片的时候老候身体已经很不行了，但是他还是坚持在暗房里看，看我做出的每一张照片的影调，然后提出意见，我再重放。
整个90年代，我都是按照侯登科教给我的方式来保存底片的，就是把底片都剪断，分别装到底片袋里，然后压出小样，直到后来我才觉得我跟侯登科学的这种保存方式，并不是很专业，又换了新的方法来整理和保存自己的底片。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暗房，在西安也算是非常专业的，但我使用的放大头，还是当年老侯做作品的那个放大头。他去世以后，他夫人在收拾遗物的时候，把侯登科当年穿过的摄影背心，和暗房里能拿走的放大镜头、显影罐这些都给了我作纪念。
二
2000年1月，一个大雪天，老侯的《麦客》出版，拿到成书，他很高兴，他说你请我吃顿饭吧，我就请他吃了一顿肯德基，有汉堡包，还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我俩一起坐汽车从城里回到临潼他单位。到了单位，他送我一本《麦客》，说你从中选一张我的照片吧，做个纪念，我就挑了火车上那张，火车飞驰，一束阳光打进镜头，麦客们静静地坐着、躺着，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是什么样子。8月，当初做画册时电分制版的那批照片回来，他就把那张送给了我，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签字的具体意义，更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只是随口一说，签一个吧，他就顺手在照片上签了个名字和日期。
除了《麦客》这张，老侯去世那会，我手上大概有十张左右他的作品，后来陆续送出去几张。有一张一个妇女抱个孩子走在群山之间路上的作品，李媚非常喜欢那张作品，但是那张没有签名，后来北京有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他跟我在网上谈了几天侯登科，我觉得谈得非常非常好，把我一激动，我说我送你一张侯登科的作品吧，就这样送出去了。还有一张《牧羊人》，我特别喜欢，但后来杨延康来我家，强行拿走了。现在我家里侯登科的作品有签名的只有四张，其它还有三张是没有签名的。
《新帽》应该是这几张作品里价值最高的，它是当年侯登科参加《大众摄影》月赛获奖作品的退稿，后面不单有签名，还有作品名称、单位、联系电话之类，完全是按照比赛的标准填写的。这张是他的成名作，甚至他去世后，大家给他开追悼会，写给他的挽联也是用他的作品来连的，具体什么词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有一句说新帽出征什么的，就是说强调《新帽》这张是他的成名作。
侯登科对《大众摄影》非常有感情，包括我自己，我从1991年开始拍照，直到1998年，我才第一次在《大众摄影》上面发表《流浪大篷》那组作品，当年还是侯登科给写的文章。这个杂志不管是对侯登科还是我自己，真的是我们起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
我们交往中他送给我这些作品时，中国的摄影市场还没有成型，那个年代没有人买照片，也不知道照片能卖。侯登科去世之前，台湾的吴嘉宝老师提醒我，让老侯大量地在他的手稿和他已经放过的照片上写字，写什么都好，签名，我还跑去把这个事情跟老侯讲了，但当时老侯把我骂了，他不认为他会很快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他在治疗，有活下去的希望，等他真正认命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我现在手上这几张照片，是侯登科仅存的非常珍贵的原作，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挂在中国摄影博物馆，我会捐赠，在这个过程里我不会拿一分钱，我觉得它们应该挂在那里。两年前，《侯登科全集》一书资金筹集出现危机的那个时间，《新帽》这张我不是在微博里开玩笑说要卖掉吗，后来确实有国内的收藏家说愿意出五十万来买它，但是我不敢卖，我真的不敢卖。
三
2003年元旦，阳光照进屋子，暖气很足，老侯穿着王征从宁夏弄来的一件古怪的羊毛棉袄，盖着被子，还披着羽绒服，可他还是觉得冷。李媚和于德水坐在老侯的床边，不时低声询问，确认他移交的作品中的一些细节，我站在旁边拍了几张照片，眼泪止不住掉个不停。我们三个人收拾了侯登科所有的文稿、底片，打包、装箱，我记得是七大箱，七纸盒箱子，然后都发送到李媚的北京家里，一个月后，老侯就走了。
差不多就是老侯知道自己病情无法逆转之后的那个时间段，他表达了想做摄影奖这个愿望。他性格、内心其实非常复杂，他的顾虑很多，他不知道他的这些作品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他也不知道中国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可他又非常看重这些作品、这些底片，按当时中国的情况，即没有美术馆又没有机构会以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接管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友情来委托李媚、于德水，来完成这件事情，但即使是李媚和于德水，也无法判断未来会是什么样，不知道这个事儿能不能成。
要做摄影奖，能想到的办法，自然还是那些作品。《麦客》毫无疑问是侯登科一生摄影实践的一个顶峰，也是他那4万3千张底片中真正以专题方式拍摄的，有若干年积累的一个作品，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比如说计划生育，比如说民工进城打工的底片，但这些在《麦客》面前，都不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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