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寻找方大曾

2015年06月02日10:23  品图专栏  作者:阮义忠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毫无疑问,方大曾现在已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然而,我在《摄影家》杂志第17期(1994年12月号)推出他的专集之前,知道他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关于他的数据,整本《中国摄影史》也只有这么小小一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版的第41期《美术生活》刊出摄影记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摄的《抗战图存》和《卫国捐躯》两组照片。前者是记者在卢沟桥拍中国第一批战况照片共七幅,占了两版,特加英文说明。后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问抗战受伤将士的情况。”

  这期杂志出刊不久,我便接到陈丹青从纽约写来的信,说阿城告诉他关于方大曾的这本专号,他等不急了,想立刻买一本。后来,每次提到方大曾,陈丹青总会说:“比起罗伯特・卡帕,他一点都不逊色。”

  这位失踪半个世纪的摄影天才,作品能够重见天日,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关键正是在下。无奈,几年后有出版社、电视公司推出关于小方的专书、纪录片时,都只轻描淡写“台湾的摄影家杂志介绍过方大曾”,连我的姓名都不提,怎不令人感慨!

  方大曾作品的重现的经过,被我巨细靡遗地写在本期的编辑前言里。现在重读,一切彷佛是昨天才发生的。

  1993年夏天,我第一次觉得如此接近死亡。右手紧紧握住老伴的左手,在一百多位飞机乘客的惨叫声中,意识到自己可能就这样没了。航班顶着强烈台风从上海飞到香港启德机场,一往下冲就被风掀上来,一往下冲就被风掀上来,机身剧烈晃动,舱内的座椅和行李柜被震得嘎嘎作响,好像随时会被扯裂。

  飞机终于调头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我跟老伴彼此相询,快要完蛋的那一刻在想什么。她说,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就是——才12岁的儿子要怎么办?我则老实告诉她,一心只记挂着左胸口袋里的五十张底片,觉得我对不起它们的作者小方。这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家,将随着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不为世人所知。他已经够倒霉地失踪、且被遗忘了五十多年,这下子,岂不如同他又死一次!

  1990年,《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陈申跟我提到,他发现了一位在中日战争时期失踪,很可能已丧命的、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小方”,正在整理他的作品,一有结果就会让我知道。

  1992年我去大陆为《摄影家》杂志的《中国专辑》组稿,在陈申家吃晚饭时,又想到了小方。陈申也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小方啊,他的作品在我这里快两年了,没出版社想要出版,我事情多,没有时间再去动它。你要有兴趣,吃过饭我拿出来给你瞧瞧!”

  小方的八百多格底片,一张张地被装在小红纸套里,分成四排,塞满一个约摸30公分、宽20公分、高10公分的木盒子。陈申把这批底片做过质量不佳的快速打样,凌乱地塞在一个大纸袋里。东西实在太多,我只有请他让我把样片带回旅馆慢慢看。

  当天晚上,我把样片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就着昏黄的床头灯一张张检视。尽管样片的浓度、反差都处理得很糟糕,但我立刻知道面对的是位天才。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陈申把底片借给我好好审视,以便判断那些影像的潜在力量。第三天又费尽口舌要陈申允许我把底片带回台湾,好亲自为这位了不起的摄影家放大照片。

  陈申说他做不了主,便带我去拜访这那些底片的主人——住在协和胡同里的小方的亲妹妹。80岁的方澄敏女士看来身体不错,精神也好,对我们的造访显得十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她哥哥的作品有重新曝光的可能。

  除了存在陈申那里的八百张底片,方女士手头还有一些属于小方个人活动的照片,加起来总共一千出头。她在每张底片的封套上都编了号,但对拍摄时间、地点和事件内容就不清楚了。不过,她可以肯定,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1936年到1937年,也就是小方失踪的前两年所拍。

  在那段期间,小方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出门拍照,暗房工作就落到这个敬爱哥哥的妹妹头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历经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大陆解放、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等动乱与迁徙,始终仔细地保存着那些珍贵的底片,且不断寻求出版哥哥作品的机会。

  那一千张底片,绝大部分都从未放大,当然也没发表过。方澄敏很乐意让《摄影家》杂志发表,却不放心底片随我漂洋过海去台湾。我深知,唯有把底片带回台湾,亲自放大,才能把小方的作品做最好呈现。我热切请求及保证,她终于勉强答应我挑选部分带走,并在放好照片后尽快请人将底片送回北京。

  小方的底片都是120的,片幅大部分是6×9cm及6×4.5cm,并有少量6×6cm正方形规格。从他挂着相机的肖像看来,他使用的器材极可能是Rolleiflex及类似Zeiss Ikon的折迭式相机。所有底片都被裁成单张,且每个画面只有一格,可能不够好的作品都已经被小方淘汰了。由于只被允许带回50张,所以我在挑选作品上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反复审视所有的样片及底片,在斟酌三天之后选定50张影像,另外再从陈申已放出来的5×7小照片中挑了8张。这58张作品,加上方澄敏所提供的小方各阶段生活留影,一张不漏地成为《摄影家》杂志第17期的内容。

  回到台北,我在家中暗房待了整整一星期,每放一张照片,就对小方的才气又服气一回。他的构图完美,对瞬间的掌握也无可挑剔。看事情的方式直入核心,不受旁枝末节的影响。最令我诧异的就是,方大曾的表现手法在半个多世纪后看来,依旧显得十分现代,与他同时代的世界摄影家相比,毫不逊色。

  在安全灯下,小方的作品一张张地显现,让我觉得好像在与他的精神做某种沟通。我很遗憾无缘认识他,除了他的妹妹,也没有机会碰见任何与他相识的人。即使他有朋友,也不可能仍然在世。方大曾只活了短暂的25年,没有给这个世界足够时间来认识他的才华。

  1937年7月28日,对日抗战才爆发,记者陆诒与方大曾从保定去长辛店前线采访。当时小方任上海《大公报》特约记者,在陆诒后来写的纪念文当中,小方年少、英俊,戴着白色帆布帽,身穿白衬衫黄短裤,足登跑鞋,胸前挂着一架相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当晚,前线枪炮彻夜不息,两人于29日上午随军撤退,30日早上回到保定。当天下午,保定遭敌机狂炸,陆诒乘车回南方,小方则继续留在保定采访平汉铁路北段的战讯。自此以后,家人、朋友再没见过他。

  在编辑前言的最后一段,我这么写着:“今天,他的作品首度正式地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就某种意义来说,小方又回来了!”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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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方大曾 阮义忠 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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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很多是在战争环境下,在炮火纷飞、山路崎岖、气候恶劣的条件下拍摄的,这就需要作者有大无畏的勇气和智慧。

会停办,财力不济是最大因素;体会最深的则是——圈内人只关心自己会不会被介绍,对买杂志却不大有兴趣。

《中国好莱坞》深度思考性摄影也许是其探索新闻摄影的一个方向,影像看不出来有多专业,但视角独特,通过平实的画面让人思考。

这是两位老者的最后一次见面,虽然此时两国已交恶有年,双方的军队也都在厉兵秣马,但照片里自然流露的亲切与欣悦,却不能不让人想起那久违的“中苏蜜月”……

它是一个自然状态,像种子撒在地里,自然生长。我爱这片山丘。我可以面对这里的一草一木,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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