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毫无疑问，方大曾现在已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然而，我在《摄影家》杂志第17期(1994年12月号)推出他的专集之前，知道他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关于他的数据，整本《中国摄影史》也只有这么小小一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版的第41期《美术生活》刊出摄影记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摄的《抗战图存》和《卫国捐躯》两组照片。前者是记者在卢沟桥拍中国第一批战况照片共七幅，占了两版，特加英文说明。后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问抗战受伤将士的情况。”
这期杂志出刊不久，我便接到陈丹青从纽约写来的信，说阿城告诉他关于方大曾的这本专号，他等不急了，想立刻买一本。后来，每次提到方大曾，陈丹青总会说：“比起罗伯特・卡帕，他一点都不逊色。”
这位失踪半个世纪的摄影天才，作品能够重见天日，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关键正是在下。无奈，几年后有出版社、电视公司推出关于小方的专书、纪录片时，都只轻描淡写“台湾的摄影家杂志介绍过方大曾”，连我的姓名都不提，怎不令人感慨！
方大曾作品的重现的经过，被我巨细靡遗地写在本期的编辑前言里。现在重读，一切彷佛是昨天才发生的。
1993年夏天，我第一次觉得如此接近死亡。右手紧紧握住老伴的左手，在一百多位飞机乘客的惨叫声中，意识到自己可能就这样没了。航班顶着强烈台风从上海飞到香港启德机场，一往下冲就被风掀上来，一往下冲就被风掀上来，机身剧烈晃动，舱内的座椅和行李柜被震得嘎嘎作响，好像随时会被扯裂。
飞机终于调头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我跟老伴彼此相询，快要完蛋的那一刻在想什么。她说，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就是——才12岁的儿子要怎么办？我则老实告诉她，一心只记挂着左胸口袋里的五十张底片，觉得我对不起它们的作者小方。这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家，将随着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不为世人所知。他已经够倒霉地失踪、且被遗忘了五十多年，这下子，岂不如同他又死一次！
1990年，《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陈申跟我提到，他发现了一位在中日战争时期失踪，很可能已丧命的、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小方”，正在整理他的作品，一有结果就会让我知道。
1992年我去大陆为《摄影家》杂志的《中国专辑》组稿，在陈申家吃晚饭时，又想到了小方。陈申也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小方啊，他的作品在我这里快两年了，没出版社想要出版，我事情多，没有时间再去动它。你要有兴趣，吃过饭我拿出来给你瞧瞧！”
小方的八百多格底片，一张张地被装在小红纸套里，分成四排，塞满一个约摸30公分、宽20公分、高10公分的木盒子。陈申把这批底片做过质量不佳的快速打样，凌乱地塞在一个大纸袋里。东西实在太多，我只有请他让我把样片带回旅馆慢慢看。
当天晚上，我把样片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就着昏黄的床头灯一张张检视。尽管样片的浓度、反差都处理得很糟糕，但我立刻知道面对的是位天才。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陈申把底片借给我好好审视，以便判断那些影像的潜在力量。第三天又费尽口舌要陈申允许我把底片带回台湾，好亲自为这位了不起的摄影家放大照片。
陈申说他做不了主，便带我去拜访这那些底片的主人——住在协和胡同里的小方的亲妹妹。80岁的方澄敏女士看来身体不错，精神也好，对我们的造访显得十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她哥哥的作品有重新曝光的可能。
除了存在陈申那里的八百张底片，方女士手头还有一些属于小方个人活动的照片，加起来总共一千出头。她在每张底片的封套上都编了号，但对拍摄时间、地点和事件内容就不清楚了。不过，她可以肯定，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1936年到1937年，也就是小方失踪的前两年所拍。
在那段期间，小方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出门拍照，暗房工作就落到这个敬爱哥哥的妹妹头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历经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大陆解放、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等动乱与迁徙，始终仔细地保存着那些珍贵的底片，且不断寻求出版哥哥作品的机会。
那一千张底片，绝大部分都从未放大，当然也没发表过。方澄敏很乐意让《摄影家》杂志发表，却不放心底片随我漂洋过海去台湾。我深知，唯有把底片带回台湾，亲自放大，才能把小方的作品做最好呈现。我热切请求及保证，她终于勉强答应我挑选部分带走，并在放好照片后尽快请人将底片送回北京。
小方的底片都是120的，片幅大部分是6×9cm及6×4.5cm，并有少量6×6cm正方形规格。从他挂着相机的肖像看来，他使用的器材极可能是Rolleiflex及类似Zeiss Ikon的折迭式相机。所有底片都被裁成单张，且每个画面只有一格，可能不够好的作品都已经被小方淘汰了。由于只被允许带回50张，所以我在挑选作品上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反复审视所有的样片及底片，在斟酌三天之后选定50张影像，另外再从陈申已放出来的5×7小照片中挑了8张。这58张作品，加上方澄敏所提供的小方各阶段生活留影，一张不漏地成为《摄影家》杂志第17期的内容。
回到台北，我在家中暗房待了整整一星期，每放一张照片，就对小方的才气又服气一回。他的构图完美，对瞬间的掌握也无可挑剔。看事情的方式直入核心，不受旁枝末节的影响。最令我诧异的就是，方大曾的表现手法在半个多世纪后看来，依旧显得十分现代，与他同时代的世界摄影家相比，毫不逊色。
在安全灯下，小方的作品一张张地显现，让我觉得好像在与他的精神做某种沟通。我很遗憾无缘认识他，除了他的妹妹，也没有机会碰见任何与他相识的人。即使他有朋友，也不可能仍然在世。方大曾只活了短暂的25年，没有给这个世界足够时间来认识他的才华。
1937年7月28日，对日抗战才爆发，记者陆诒与方大曾从保定去长辛店前线采访。当时小方任上海《大公报》特约记者，在陆诒后来写的纪念文当中，小方年少、英俊，戴着白色帆布帽，身穿白衬衫黄短裤，足登跑鞋，胸前挂着一架相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当晚，前线枪炮彻夜不息，两人于29日上午随军撤退，30日早上回到保定。当天下午，保定遭敌机狂炸，陆诒乘车回南方，小方则继续留在保定采访平汉铁路北段的战讯。自此以后，家人、朋友再没见过他。
在编辑前言的最后一段，我这么写着：“今天，他的作品首度正式地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就某种意义来说，小方又回来了！”
栏目编辑|马俊岩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