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布莱恩·坎贝尔与英国专辑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计划推出《英国专辑》后，我只作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找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全权负责。从一开始我就没给他任何约束，要求专辑内容应该包括什么、避免什么。结果，我看到了一本以“纪实传统”为焦点的专号。摄影已产生巨大改变，报道摄影的精神与品质日益凋零，布莱恩策划这样的内容，真可谓用心良苦。

　　布莱恩・坎贝尔的专业素养极丰，不但拍照，也撰写过《世界摄影》(World Photography)、主持过英国BBC电视台的节目《摄影探索》(Exploring Photography)，还跟颇富声望的罗米欧・马汀涅兹(Romeo Martinez)合编过一系列介绍摄影大师的丛书。《世界摄影》这本书对我影响尤其大，引发了《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这本书的诞生。

　　自从在《摄影家》杂志第14期介绍过布莱恩，我们彼此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央请之下，他长年担任编辑顾问，直到杂志停刊。认真负责的他不但乐于付出，还特别重情。每次收到杂志，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来信分享看法，而且总是鼓励多于批评，甚至主动义务帮忙校订中翻英的稿件。

　　“我希望这本杂志能够更好！”他总是这么说。

　　跟布莱恩初次见面的情形令我永远难忘。那一年，他得知我们夫妻要去巴黎，竟特地从伦敦赶来会面。身为晚辈的我们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却亲切地表示：“办杂志是艰辛的。你们不但走上这条路，还办出《摄影家》这么好的杂志，我岂能不来当面致敬？“

　　从他1995年10月为《摄影家》杂志第22期所写的序言便可明白，集摄影家、评论家和编辑于一身的他，除了视野、洞见，还具备仁厚的胸怀。

　　三十多年前，《CAMERA》主编罗米欧・马汀涅兹请我做一本年轻英国摄影家专辑，我的作品也包括在内。《CAMERA》是当时最受尊敬的摄影杂志。挑选作者的工作毫无困难，因为这些人都是必然的人选：约翰・柏马(John Bulmer)、泰伦斯・唐纳文(Terence Donovan)、大卫・荷恩(David Hurn)、飞利浦・琼斯・格里芬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还有唐・麦库林(Don McCullin)；当时他们都是三十不到的年纪。而我并不知道享誉南非的依恩・贝瑞(Ian Berry)也是英国人，否则也会把他包括在内的。

　　今年年初，阮义忠也给了我一个类似的邀请，要我挑选当今英国年轻摄影家的作品。事实证明，这一回的任务要比1963年那一次困难得多，因为有才气的人多了，摄影的方式也更为多样。今日大家更为注重个人的表达及对媒体本身的研究，而期盼多时的这个愿望——目睹摄影被认可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成为急剧扩张的学院派之信条。目前种种趋势的优点是，我们看到新的活力、新的创造巧思与更多的机会；缺点则是普遍的造作和一昧地追求新奇而牺牲了实质。

　　且不论英国摄影界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报道摄影的传统即令脆弱却依然茁壮；这一期的《摄影家》杂志就是要庆祝这项成就。被选上的这几位，年纪在三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都是备受推崇的摄影家；所呈现的作品有纯粹的报道摄影，也有背景较为复杂的影像。

　　英国的新闻摄影记者所面临的是一个不健全的国内市场。他们以往所赖以维生的报纸彩色增刊，如今充斥着人物侧描以及生活特写。摄影家们只能靠着偶尔替国外杂志或资料供应社拍照、卖卖旧照片、拍摄公司行号简介甚至广告来糊口。如果不是一直在帮助鼓励他们的小型图片经纪社有所成长，恐怕没有几个摄影家能支撑下去。

　　而除了商业压力，新闻摄影记者也必须正视其他难题，还有道德与动机方面的质疑。这里所刊出的每一位新闻摄影记者的重要性与成就都是勿庸置疑的，而其作品之有力也不需多做解说。相形之下，我们所忧心的、有太多过分“艺术性”的作品这一点，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

　　除了新闻摄影，还有一群相当重要的摄影家，他们的作品通常比较不容易定义，但是混合了纪实和美术影响。该群体受过较高的教育，拍摄计划也经常得到艺术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部分赞助。不论他们的摄影源于何处，目前都正朝着令人兴奋的新领域推进。

　　本期的七位作者，除了当过老师、卖过披萨、受过剪接师训练、后来终于当上摄影记者、得过数项国际性摄影大奖的纪迪恩・曼德(Gideon Mendel)当时正在国外进行拍摄计划，其他人布莱恩均亲自采访、撰文。

　　保罗・娄尔(Paul Lowe)是玛格南旗下摄影家，因拍摄罗马尼亚革命、索马利亚、南斯拉夫内战以及苏俄入侵车臣而享誉业界。他坦承，刚开始在第一线拍摄新闻故事时，往往会受制于事件的超现实面，感觉有如置身电影，非常昂奋，情绪亦随之增高。然而，一旦开始了解并能控制这些情绪时，就会愈来愈无法去面对那些局面：“因为你晓得子弹真的会致人于死，而你所注视的那个人确实是死了。随着工作的进行，你从错误中学习，并发展出自己的道德规范。”

　　汤姆・伍德(Tom Wood)拍了一系列搭公车在莫兹河区逛的照片。点子也许不算新奇，结果却是从所未见的。他表示：“从公车上拍照，意味着动作必须非常非常快，根本没时间考虑。一开始我尽量不让镜头带到车窗的窗框，避免倒影，也尽量避开挡住视线的人头。几年后才明白，正是这些东西让照片看起来有意思。”

　　汤姆・史塔达特(Tom Stoddart)的抱负是当记者。借由拍照打入新闻界后，很快就明白，摄影才是他应该从事的行业。“我立刻就注意到，当记者的几乎哪儿也不去，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讲电话和改写新闻稿上。而摄影必须于事件发生的时候在场。那些历史性的时刻，能以摄影家的身份在场实在是一种殊荣。”

　　跟本期其他摄影家不同的是，约翰・吉宾(John Kippin)拍照是为了展览而不是出书。他自认无法以新闻记者的速度、方式去拍照，宁愿较自由地诠释照片。“不管你如何诠释，风景都是最棒的主题之一。我发现它的一些规范早在十七世纪的荷兰风景画里就已建立，而且清晰可见……风景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是永恒的。虽然不断在改变，也称得上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当我们的社会改变时，我们所看到的风景——不管你如何去诠释——也随之改变。”

　　迈可・高华特(Mike Goldwater)创立图片经纪社(“网路摄影家”，Network Photographers)、主持艺廊(“半月艺廊”，Half Moon Gallery)、办过杂志(“照相工艺”，CAMERAWORK)后，发觉自己还是想拍照。递出辞呈后，便一直以新闻摄影记者的身份奔走世界各地。对他而言，所谓的挑战便是“去制造持久的影像，为自己认为重要的经历留下证据，不论它是如何地平常或戏剧化。能在历史成形之际置身其中是令人激动的，不过单单拍一些显示你在场的照片并不够，你得表现出你有能力去诠释、理解所发生的事，如此才能赋予影像一些额外的东西，也才会令人难忘。”

　　罗杰・哈金斯(Roger Hutchings)也认为从事报道摄影、目睹历史发生的那一刻是绝对令人兴奋的。身为独立摄影家的他深感谋生愈来愈困难，关键是必须具备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风格。“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别人是因为那种风格而用你，企业界和广告业尤其如此。优秀摄影家的风格会随着个人的成熟而逐渐成形。当你对自己的表达有了把握，确定那是你要的处理方式、是你所要说的，当你不再害怕无法取悦图片编辑，而只是无拘无束地拍照时，你的风格就出来了。”

　　跟编辑老手合作真是轻松、愉快又有成就感。收到布莱恩用快递寄来的这一大包材料时，我立刻明白，他连每位摄影家的照片都做了最后的挑选，文稿也整理地妥妥当当。我所能做的，也是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好好呈现这些作品了。

　　仅以此文向布莱恩・坎贝尔致敬，并表达我对这位好朋友的感激。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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