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摄影值得这许多挣扎吗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在浪费生命，试着拍些没人会把它当回事的小快照。你认为摄影仍然值得这许多挣扎吗？显然你认为值得。你是个好例子，让我们走下去吧！”

　　克里斯多巴・哈拉(Cristobal Hara, 1946-)的来信让我感慨良多。写信当时似乎正在丧失信心的他，大概不知道，他的作品曾给过我继续拍照的勇气和信心。1986年撰写《当代摄影大师》时，我还特地介绍了他。

　　哈拉出生于马德里，童年却是在菲律宾、德国和美国度过，直到十岁那年才回到西班牙。攻读法律和经济的他，曾到德国钻研经济，整个求学过程和文学、艺术无缘，却在23岁那年把以前的努力完全抛弃，毅然拿起相机，一心一意要成为摄影家。因为他看到了布列松的作品。

　　刚出道时，他的作品就带有大师气质，在每个阶段都以一个特定主题来考验自己。完成《士兵日记》之后，他去西班牙、英国与巴斯克山区拍照，接着又到西班牙自治区阿斯图里雅斯拍矿工、到英国拍《英国血统》。

　　具威望的瑞士《CAMERA》杂志于1971年9月、1976年6月、1980年7月三度介绍哈拉的作品。然而，在这组精湛的《英国肖像》系列刊出后，他就仿佛消失了。

　　多年后相逢，才知道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但发现摄影在西班牙毫无尊严可言。在早年，当地的报章杂志买了图片故事后就用上一辈子，通常连摄影家的名字都不提，还任意剪裁照片，再卖给别人。而且，一办展览照片就会受损。

　　“我开始抗争，但结果是他们再也不愿意跟我合作。于是，我对自己说，到乡下做点小生意吧，安安静静过日子……不要靠摄影吃饭，做自己想做的事。” 

　　1994年我在法国图卢兹《水之堡》摄影艺廊个展，哈拉与夫人特地来参加开幕，并建议我去乌帖拉(Utrere)造访西班牙著名的摄影杂志《PHOTOVISION》。我们同游位于阿尔比(albi)的罗特列克博物馆(Henri de Toulouse Lautrec)，一路上聊了很多。

　　他果真随着心走，只为自己拍照，而且开始碰彩色摄影。他诉说了对黑白与彩色的看法，以及两者给他的影响。当时的他表示，恐怕没办法再拍黑白了，若不是发现了彩色，可能早就停止摄影了。

　　我问他，是否对自己的彩色作品比较满意，他却说“不”。

　　“实际情况是，当我开始拍彩色时，感觉像是突然开启了一扇门。我首度以自己的眼光来看东西。而拍黑白的时候，我背负着整个传统；它塑造了我的作品，但也局限了它。我给压得喘不过气来，却又没那个才干去超越它。

　　你似乎认为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一半的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办。拍彩色时我仍然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少了传统，“不知道”也就成了一个很清楚的理念。这种未知代表的事各种可能性，什么都有可能。“

　　我说，彩色摄影也有包袱啊，那就是世界本身，世界原本就是彩色的。

　　哈拉却表示，工作时不会感觉到这种包袱，还反而会有一种解放感：“黑白照片总让我感觉与自己肉眼所见有些距离，我会看到其他摄影家拍的东西；在某张照片里出现过的光线，或者某位摄影家典型的场景。黑白摄影的整个历史摆在那里。可是拍彩色的时候，我脑子里没有任何照片，只有我眼睛看到的东西。

　　我认为摄影家应该由摄影之外的世界寻找灵感，那里的资源更丰富，譬如绘画、音乐、文学以及世界本身。超脱了摄影的领域之后，事物变得开阔起来，你也会做出比较新鲜的东西。很多摄影家看事情都是从摄影的角度，而非根据自己的经验，因为他们对摄影知道的太多了。技术也是如此。你的技巧如果太好，情感就容易作假。任何情况下，你都能做出好的照片，可是好照片没什么意思。有意思的影像都是超越了所谓“好”照片的。”

　　能拍出这么有生命力的照片的摄影家，是不会对摄影失去信心的，生命当然也不会浪费；黑白或彩色，一点都不是问题。“我现在是真的喜欢自己的工作，从没这么喜欢！”我的朋友这么说。

　　在这期《摄影家》杂志推出的摄影家当中，出生于瑞士的土耳其裔迪扬・沙南(Djan Seylan)跟我们也特别有缘。作品刊出后，他持续关注着我们的杂志，并在后来成为我们的驻巴黎摄影顾问。

　　土耳其国宝摄影家阿拉・古勒(Ara Guler)特别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他，笔下同时也透露了自己的人生观与对摄影的看法：

　　“不管你住在这星球的哪个角落，天空和海洋一样是蓝的，泥土是褐色的，树木是绿的，建筑物是灰色的。而各地的人们，无论和睦与否，都奔波于个人的旅途之上，生命的旅途中。

　　只要有生命的地方，成千的组合在几秒之间形成和消失。这些都是我和沙南、那些具备专业眼光的摄影家或记者所关注的东西。我们是猎者，捕捉周遭随处可见的生命创造物，而我们投入的讯息不仅仅是属于美学的。

　　单纯的一个捕捉动作，让这些片刻成了永恒。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视觉历史，也是我们留给后代子孙最精确的记录。“

　　纽约人马克・爱德华・哈里斯(Mark Edward Harris)的《越南肖像》，对他而言是，也是一种怀旧。念小学时的他跟父母坐在电视机前看有关越战的报导，搞不懂眼前的那些暴力是怎么回事，同时也被那一片片稻田、服装好似睡衣的人们深深吸引。那些一直深印在他脑海里的战争影像，终于在1986年踏上越南时，于那儿的人们及山水之美中找到了平衡。

　　菲利浦・柏克(Philip Bekker)出生于非洲，在农场长大，童年和求学时期大多在边远地区，自认不曾被伴随文明而来的丑陋所污染。在英国伦敦印刷学校毕业后，他先当了一阵子摄影助理，然后自己开摄影棚。之后愈来愈着迷于“创造影像”而不是仅仅从事影像的复制。

　　柏克用拍立得彩色影像转印，来创造一种全然个人观点的语言，希望作品能更具画的特质，让观众觉得讶异和困惑。他主要使用SX70软片及8x10的拍立得彩色，有时同一张影像两张软片混合使用。

　　“我趁着转印影像的表面还湿湿的时候进行加工，有时会清除出很大一块范围，然后重新处理表面，刮、擦、揉或添加颜料，多半是以手指头，不过也会用到凿刀、Q形刷以及其他工具。”

　　奥地利摄影家约瑟夫・波利洛斯(Josef Polleros)任职图片经济社，走遍世界各地报导政治、经济、环保、社会及文化问题。在这儿介绍的是他所拍的埃及。清真寺、咖啡馆、街道、市场、工场和乡下，在他的镜头下，“令人感受到兴奋的官能经验”。

　　在这本《摄影家》杂志的第23期，我看到了自己写的编辑前言：“杂志办了三年多，拍照的时间少了，拿相机的热情也逐渐降低。严肃摄影杂志的生存困境不时考验着我，看我是否有能力把杂志继续经营下去。我的信心不时受到威胁。然而，每当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作品，影像的力量就会让我对摄影充满了希望，一如二十多年前刚爱上摄影的时候。”

　　走笔至此，距离当时又过了25年。我今年65岁，对摄影依旧充满了希望。在有生之年，我都会以传播摄影的人文精神为职志。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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