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老实告诉她,一心只记挂着左胸口袋里的五十张底片,觉得我对不起它们的作者小方。
李媚和于德水坐在老侯的床边,不时低声询问,确认他移交的作品中的一些细节,我站在旁边拍了几张照片,眼泪止不住掉个不停。
照片可以用来发表,照片可以参赛获奖,照片可以带来功利,因为职业摄影人是靠摄影养家糊口的,生存是第一要务。
我们生活的诗意之美,可以到远在天边的地方读取。那里有镜子,能看到想要的自己。
老余戴上墨镜,吞咽了下口水,左右努动腮帮,然后,努力挤出一张左右不对称的笑脸。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我承认,一开始,摄影似乎是一个满容易的自我表达方式;当时我不过二十岁,才刚刚成熟得能了解自己写的诗并不好,画的画更差。”
在《摄影家》杂志第24期(1996年2月),年近七十岁的法兰克·霍瓦(Frank Horvat)回顾五十年的摄影生涯,感叹自己还是无法理解它困难的程度,认为摄影是不按快门的艺术。换句话说,就是拒绝所有不符合自己期望的片刻、角度与光效等。
他把摄影归纳成三个关键性字眼。第一是“秩序“。第二个是“留住时光”。第三是他不太想说的“恩赐”,因为这几乎是宗教意义的词,而他承认自己其实是信徒的相反。
“如果硬要估计一下自己已经按了多少次快门,得到的结果会是几百万次。在这些照片当中,靠着我的两眼和两腿的努力,凭着经验或者固执,借着工作、先见之明或者纯粹的运气,也许有几千个情况是我可以从观景窗中见到符合心中的构图的。但是也有少数的几张照片——可能不会超过二、三十张——我知道不是自己拍到的:我只能说“是人家送给我的”。或许这些照片才是值得保存的。”
法兰克的电脑影像在《摄影家》杂志的第一期就已经介绍过了。能在4年后呈现他那著名的时装作品,以及较不为人知的报导摄影作品,让我特别高兴。
记得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曾说:“多变的法兰克实在太难定位了,如果他愿意一直停留在某一个特定领域里,或是停久一点,他一定有比今天更高的地位。”但我相信,对法兰克而言,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永远会强过他对既有成就的珍惜。
本期的另一个焦点,就是立陶宛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安坦纳斯·苏卡斯(Antanas Sutkus)。他所拍的《立陶宛人民》非常著名,仿佛是苦难的象征,力量最强的就是对象的眼神,透露了那些人物是在非常艰困的环境下生活着,可是又生活得十分有尊严和勇气。
1995年8月,我带着刚出版的《立陶宛》专号踏上这个遥远的国度时,才知道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苏卡斯给漏了。得过立陶宛国家奖章的他不但是原创性极强的摄影家,也是立陶宛摄影人的大家长,一手组织、创办了立陶宛摄影协会。
帮我们组稿的朋友表示:“我向他催稿不下十次,但他心情很糟,好像对许多事都失去了信心……”。
为了弥补错误,我于逗留维尔尼斯(Vilnius)期间去他的工作室拜访并进行采访。那天的经过写在《行·影不离——阮义忠旅行札记》一书,如今再看,仿佛回到二十年前的时空。
“那是一所五层公寓的顶楼,楼梯一路都是灰扑扑的,看来不常打理。门一开,只见屋里堆满了照片档案,层层相叠,毫无空隙,让人喘不过气来。剩下的空间极其狭窄,只够摆张小茶几与几张椅子。56岁的苏卡斯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带着墨镜,咬着烟斗,大口大口喷出团团浓烟……“
采访十分辛苦,内人将我的提问翻译成英文,苏卡斯夫人再将英文翻译成立陶宛文。苏卡斯回答时,顺序再反过来。我俩对摄影的信念非常接近,性情也有相通之处,谈着谈着,他便摘掉了墨镜。不再遮掩的眼神,明白显示他是条血性汉子。
他认为,摄影家很重要的任务,便是去捕捉将会或正在消失的事物。而立陶宛人的特征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现在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事情都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立陶宛乡下人的心性就只能在照片里看到了。一个时代在消逝之际,那一代人物的特征往往随之而去。”
“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东西比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更糟。资本主义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么美好,物质主义带来以前所没有的许多坏东西。立陶宛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不需要美国或西欧的大众文化。但是所有小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美国通俗文化的入侵。即使是向法国这样的大国也遭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从小所追求的事物就是物质,精神层面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在过去苏维埃政权压抑的时代,我们依然拥有自己的灵魂,立陶宛精神也因为这样而更为旺盛。所受到的压迫越大,我们反而越坚强。然而开放之后,我们却面临了物质主义所带来的一切坏东西。”
他愈讲愈激动,还说现在只想拍老房子,再也不拍人了,因为如今在精神上能契合的人很难找得到了。虽才初见面,我也禁不住劝他,对人一定要有信心:
“在世界各个角落仍然有相信些什么的人。像我们愿意从那么远跑来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你的作品让人们相信了很多事,所以你自己一定不要先放弃了相信人性才是。”
可喜的是,阴霾并未跟着他太久。一两年后,他重新回到立陶宛摄影协会主席的岗位上,还陆续寄过我一些画册,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摄影集,还有协会主办的摄影活动专刊。近日上网查他的近况,看到他出席摄影活动的照片;发须全白,两眼依旧炯炯有神。
殷·贝里(Ian Berry)于1978年出版的《英国人》(The English)及珍·鲍恩(Jane Bown)于1980年出版的《温柔之眼》(The Gentle Eye)一直是我藏书中特别珍爱的,能在我的杂志上介绍他们的经典影像,让我有遇故友的温馨感,虽然实际上从没见过两人。
贝里曾表示,摄影绝对不仅止于制作美丽的图案。一张照片除非能告诉人什么,否则再美丽也没有真正的价值。“我所钦慕的摄影家,第一个是摄影记者,其次才是“艺术家”。不过毫无疑问地,同样的主题下,一张构图美丽的照片绝对要比一张糟糕的快照更具冲击性,价值也更为持久。
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个建筑师,也许会有人认为你只要设计一个方块,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就行了。可是,如果你能够盖出一栋既实用又美观的建筑物,岂不是更有价值!
同样的,我们尝试用摄影来现示正在发生的事,同时也制造一个令人兴奋的形状。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平衡的问题,让所有不同的元素一起发生作用。对我而言,它的刺激性在于,在那几分之几秒里完成这一切,是个本能而非知性的过程。“
珍·鲍恩在肖像摄影这一块特别成功。英国的摄影家艺廊(Photographers Gallery)创办人苏·戴维斯(Sue Davies)认为,珍虽然个子娇小,看起来没架子,内心却有股巨大的力量与决心,有办法让拍照对象走到她所想要的位置,完全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拍到了想要的照片。
下面这段话,对从事肖像摄影的朋友,应该是很好的参考与启发。
“她有个难得的本事,能发掘出围绕在“主事件”边缘的离奇与原始观点,赋予整个事件生命同时避免陈腔滥调。她在拍摄肖像时运用这个本事,再加上自然的移情作用,赋予被摄者生命,既不扭曲也不冷血,总是触及他们灵魂的至善,而不仅仅是外表的最美。”
来自德国的罗夫·苏顿(Rolf Schulten)则是提供了关于“奥柏林之家”(Oberlinhaus)残障收容所的聋盲人图片故事。刚开始去时,他几乎不知所措,感觉这些又聋又瞎的年轻人被动又自闭,动作迟缓、面无表情。
进入他们的房间毫无困难,却让人感觉完全被隔绝于他们的生活、情绪和沟通之外。直到参加每天的治疗过程,体会既聋又瞎是什么感觉后,决定进行个别研究,并因而了解并目睹了生命对一位聋盲人可能意味着什么。
这期的几位摄影家代表了纪实摄影的黄金年代,用温情的眼光看周遭的一切,传达人性的善面。也唯有如此,无论在多么困苦的角落,都能看到希望。
能参与那个黄金年代,透过《摄影家》杂志为全世界的好摄影家服务,想想,还真是我们的福气!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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