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摄影是不按快门的艺术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我承认，一开始，摄影似乎是一个满容易的自我表达方式；当时我不过二十岁，才刚刚成熟得能了解自己写的诗并不好，画的画更差。”

　　在《摄影家》杂志第24期(1996年2月)，年近七十岁的法兰克·霍瓦(Frank Horvat)回顾五十年的摄影生涯，感叹自己还是无法理解它困难的程度，认为摄影是不按快门的艺术。换句话说，就是拒绝所有不符合自己期望的片刻、角度与光效等。

　　他把摄影归纳成三个关键性字眼。第一是“秩序“。第二个是“留住时光”。第三是他不太想说的“恩赐”，因为这几乎是宗教意义的词，而他承认自己其实是信徒的相反。

　　“如果硬要估计一下自己已经按了多少次快门，得到的结果会是几百万次。在这些照片当中，靠着我的两眼和两腿的努力，凭着经验或者固执，借着工作、先见之明或者纯粹的运气，也许有几千个情况是我可以从观景窗中见到符合心中的构图的。但是也有少数的几张照片——可能不会超过二、三十张——我知道不是自己拍到的：我只能说“是人家送给我的”。或许这些照片才是值得保存的。”

　　法兰克的电脑影像在《摄影家》杂志的第一期就已经介绍过了。能在4年后呈现他那著名的时装作品，以及较不为人知的报导摄影作品，让我特别高兴。

　　记得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曾说：“多变的法兰克实在太难定位了，如果他愿意一直停留在某一个特定领域里，或是停久一点，他一定有比今天更高的地位。”但我相信，对法兰克而言，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永远会强过他对既有成就的珍惜。

　　本期的另一个焦点，就是立陶宛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安坦纳斯·苏卡斯(Antanas Sutkus)。他所拍的《立陶宛人民》非常著名，仿佛是苦难的象征，力量最强的就是对象的眼神，透露了那些人物是在非常艰困的环境下生活着，可是又生活得十分有尊严和勇气。

　　1995年8月，我带着刚出版的《立陶宛》专号踏上这个遥远的国度时，才知道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苏卡斯给漏了。得过立陶宛国家奖章的他不但是原创性极强的摄影家，也是立陶宛摄影人的大家长，一手组织、创办了立陶宛摄影协会。

　　帮我们组稿的朋友表示：“我向他催稿不下十次，但他心情很糟，好像对许多事都失去了信心……”。

　　为了弥补错误，我于逗留维尔尼斯(Vilnius)期间去他的工作室拜访并进行采访。那天的经过写在《行·影不离——阮义忠旅行札记》一书，如今再看，仿佛回到二十年前的时空。

　　“那是一所五层公寓的顶楼，楼梯一路都是灰扑扑的，看来不常打理。门一开，只见屋里堆满了照片档案，层层相叠，毫无空隙，让人喘不过气来。剩下的空间极其狭窄，只够摆张小茶几与几张椅子。56岁的苏卡斯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带着墨镜，咬着烟斗，大口大口喷出团团浓烟……“

　　采访十分辛苦，内人将我的提问翻译成英文，苏卡斯夫人再将英文翻译成立陶宛文。苏卡斯回答时，顺序再反过来。我俩对摄影的信念非常接近，性情也有相通之处，谈着谈着，他便摘掉了墨镜。不再遮掩的眼神，明白显示他是条血性汉子。

　　他认为，摄影家很重要的任务，便是去捕捉将会或正在消失的事物。而立陶宛人的特征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现在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事情都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立陶宛乡下人的心性就只能在照片里看到了。一个时代在消逝之际，那一代人物的特征往往随之而去。”

　　“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东西比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更糟。资本主义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么美好，物质主义带来以前所没有的许多坏东西。立陶宛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不需要美国或西欧的大众文化。但是所有小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美国通俗文化的入侵。即使是向法国这样的大国也遭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从小所追求的事物就是物质，精神层面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在过去苏维埃政权压抑的时代，我们依然拥有自己的灵魂，立陶宛精神也因为这样而更为旺盛。所受到的压迫越大，我们反而越坚强。然而开放之后，我们却面临了物质主义所带来的一切坏东西。”

　　他愈讲愈激动，还说现在只想拍老房子，再也不拍人了，因为如今在精神上能契合的人很难找得到了。虽才初见面，我也禁不住劝他，对人一定要有信心：

　　“在世界各个角落仍然有相信些什么的人。像我们愿意从那么远跑来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你的作品让人们相信了很多事，所以你自己一定不要先放弃了相信人性才是。”

　　可喜的是，阴霾并未跟着他太久。一两年后，他重新回到立陶宛摄影协会主席的岗位上，还陆续寄过我一些画册，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摄影集，还有协会主办的摄影活动专刊。近日上网查他的近况，看到他出席摄影活动的照片；发须全白，两眼依旧炯炯有神。

　　殷·贝里(Ian Berry)于1978年出版的《英国人》(The English)及珍·鲍恩(Jane Bown)于1980年出版的《温柔之眼》(The Gentle Eye)一直是我藏书中特别珍爱的，能在我的杂志上介绍他们的经典影像，让我有遇故友的温馨感，虽然实际上从没见过两人。

　　贝里曾表示，摄影绝对不仅止于制作美丽的图案。一张照片除非能告诉人什么，否则再美丽也没有真正的价值。“我所钦慕的摄影家，第一个是摄影记者，其次才是“艺术家”。不过毫无疑问地，同样的主题下，一张构图美丽的照片绝对要比一张糟糕的快照更具冲击性，价值也更为持久。

　　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个建筑师，也许会有人认为你只要设计一个方块，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就行了。可是，如果你能够盖出一栋既实用又美观的建筑物，岂不是更有价值！

　　同样的，我们尝试用摄影来现示正在发生的事，同时也制造一个令人兴奋的形状。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平衡的问题，让所有不同的元素一起发生作用。对我而言，它的刺激性在于，在那几分之几秒里完成这一切，是个本能而非知性的过程。“

　　珍·鲍恩在肖像摄影这一块特别成功。英国的摄影家艺廊(Photographers Gallery)创办人苏·戴维斯(Sue Davies)认为，珍虽然个子娇小，看起来没架子，内心却有股巨大的力量与决心，有办法让拍照对象走到她所想要的位置，完全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拍到了想要的照片。

　　下面这段话，对从事肖像摄影的朋友，应该是很好的参考与启发。

　　“她有个难得的本事，能发掘出围绕在“主事件”边缘的离奇与原始观点，赋予整个事件生命同时避免陈腔滥调。她在拍摄肖像时运用这个本事，再加上自然的移情作用，赋予被摄者生命，既不扭曲也不冷血，总是触及他们灵魂的至善，而不仅仅是外表的最美。”

　　来自德国的罗夫·苏顿(Rolf Schulten)则是提供了关于“奥柏林之家”(Oberlinhaus)残障收容所的聋盲人图片故事。刚开始去时，他几乎不知所措，感觉这些又聋又瞎的年轻人被动又自闭，动作迟缓、面无表情。

　　进入他们的房间毫无困难，却让人感觉完全被隔绝于他们的生活、情绪和沟通之外。直到参加每天的治疗过程，体会既聋又瞎是什么感觉后，决定进行个别研究，并因而了解并目睹了生命对一位聋盲人可能意味着什么。

　　这期的几位摄影家代表了纪实摄影的黄金年代，用温情的眼光看周遭的一切，传达人性的善面。也唯有如此，无论在多么困苦的角落，都能看到希望。

　　能参与那个黄金年代，透过《摄影家》杂志为全世界的好摄影家服务，想想，还真是我们的福气！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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