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对现实的暗示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摄影家》杂志第34期封面：漫步的男孩，纽约中央公园， Arthur Tress作品，1997

　　一九九七年底，美国摄影家阿瑟・崔斯（Arthur Tress）来台北展出他的最新作品《奇幻之旅》。拍照已四十多年的他，在每个阶段都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因此我辟出不少篇幅介绍，并试着透过图片编辑将其风格的转变呈现一个轮廓。

蒸汽中的男人，纽约，Arthur Tress作品，1968

　　作家彼得・魏梅尔（Peter Weiermair）认为，崔斯是极具创意的人物，从早期作品中的孤寂和物体的疏离感，明显看得出来他对神奇的现实主义的兴趣。在他的作品中，儿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时常模拟孩童，将存在的事实转换成神秘的符号，呈现未表达出的感情与情绪。“他是个魔术师、大法师，一再超越严酷的现实——还有什么比摄影这真正复制现实的玩意更冷酷而顽强？”

戴面具的儿童，纽约110街，Arthur Tress作品，1969

　　出生在法属马丁尼岛的尚路克・德拉葛利（Jean-Luc de Laguarigue）被当地制造兰姆酒的工人深深打动，决定一一为他们造像，作品捕捉了那些原住民的高贵质量，表现了人类因接纳命运而释放的光彩。同为马丁尼岛人的克里奥语（Creole）专家皮耶・毕纳里（Pierre Pinalie）则为拍摄背景提供了动人的阐释：

哥伦布家寡妇，甘蔗砍工及捆工，马丁尼克， Jean-Luc de Laguarigue作品，1996

　　“直到1848年奴隶制度被废除之前，所有工作都是在枷锁之下完成，不过，任何束缚都无法阻止对土地的温柔反射生根。在获得自由之后再度展开工作时，工人反而更觉得自己是那块土地的主人。只要看看那在灌木丛下骄傲地搭着帐篷的酿酒工人，他眼中不带抗拒且信心满满的平静神色，就知道他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学习任何事情⋯⋯

　　他们有着高贵的品格，在完成了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后，欣喜地享受着应得的休息。他们清明的眼睛照亮了阴郁的脸庞，只要凝视，都会对这些付出甚多的人油然生出感激之情。就像海岸上的居民所说：‘荣誉与尊敬，是他们应得的报偿’。“

　　欧朗德・阿瑟维德（Orlando Azevedo）在葡萄牙出生，却选择巴西为其国籍；自法律学校毕业，却在艺术领域找到共鸣；除了从事广告和报导摄影，还举办过好几次颇具国际影像力的摄影活动。

蒙山多，葡萄牙，Orlando Azevedo作品，1992

　　在传播学教授鲁本斯・佛南德（Rubens Feernandes Junior）的眼中，阿瑟维德既是揭露细微世俗生活的记者，又是直觉敏锐的报导散文家，用率直而亲密的手法歌颂无人理睬的现实世界。

　　“他以聪颖、隐匿观察者的无重量与睿智拍照，吸引漫不经心的观众，而渐渐地这些观众会发现，阅读一幅影像就像航海，精准而富情感，是经过启发的现实片段。欧朗德・阿瑟维德适应当代的随性摄影潮流，精密地策划这趟穿过未知世纪的旅途，使我们分享一个世界的建构。在这个世界里，影像无时无地不是防止遗忘的基本记忆范围，是这个时代必要且鼓舞人心的明示。”

滑铁卢车站附近，伦敦，David Gibson作品，1996

　　英国摄影师戴维・吉卜森（David Gibson）于2014年出版的《街头摄影手册》（The Street Photographer’s Manual）相当受瞩目，而他于二十年前在《摄影家》杂志呈现的一组影像，也多半是捕捉自街头，充满幽默感。

　　曾经从事文书及看护工作的吉卜森，三十岁之后才接触摄影。为了获得英国的高等教育文凭，特地进学校攻读广告及纪实摄影，毕业论文探讨的就是“摄影中的幽默”。理由是，如果摄影讲的是生活，那么一定有某些地方是好笑的。

　　“摄影给予我一种更实在的认同感和目标，让我能理直气壮地花上这许多时间去观看、徘徊、做个旁观者⋯⋯我早期的志向几乎完全围绕着旅行这个欲望，而我对工作的狭义看法让我始终把工作视为一种限制。

　　我在办公室工作得太久了，跟我后来从事看护工作一样。在伦敦做看护的最后那几年确实令人沮丧，因为我缺乏去认真从事摄影的信心，或许也没有信心去博取失败⋯⋯不过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对自己诚实。”

　　本期唯一的彩色作品，是西班牙摄影家马努耶・森唐 （Manuel Sendon）的《室内风景》系列。评论员迈可・纪伯斯（Michael Gibbs）认为，这组作品让人们看到源自影像与现实的不协调。风景经过一再拍摄与复制已成为一种装饰，是日常生活中的乏味背景。那些悬挂在商店、办公室、餐厅墙壁上有着壮观场面的照片，正是现代人与身处之环境疏离的证据。大自然被简化成一幅可被接受的影像后，不再无垠无涯，反而受制于一个框架与一面墙壁。

奥伦赛，西班牙，Manuel Sendon作品

　　“森唐揭示了被摄之影像入侵人们周遭环境的程度。正如同我们在超级市场听到的背景音乐，这些一成不变的影像功能，不外乎是提供一个愉快的、文化上可接受的消费附属品。就像马丁・帕这一类的摄影家捕捉的是从事荒谬消费行为的人们，而森唐却展现出我们的日常环境是如何受到商品化影像的全面侵袭。影像已经成了生活的背景，生活反而扮演起道具或者演员的角色。”

　　克劳德・乐高（Claude Le Gall）长久以凯尔特人（Celtic）为拍这主题，所捕捉的影像都是已经消失或是正在消失中的生活方式。他是法国布列塔尼人，地区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祖先大部分来自英国韦尔斯及爱尔兰，时间可追溯自公元五、六世纪。

亡灵节，加里西亚，卡拉贝斯，Claude le Gall，1995

　　从1982年开始，乐高去了爱尔兰十二次，每趟都感觉有如回到古代的布列塔尼。静如止水般的生活步调，人民的友善，与家乡几乎一模一样的风景，都让他觉得像在自己家里般得自在。爱尔兰在很多方面带给他平静。爱尔兰人会教你把眼光放远、心情放轻松。在那儿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本来情况说不定更糟呢！”

　　爱尔兰有自己的个性，传统依旧鲜明。只要是八月的第二个星期，前往凯里郡（County Kerry）奇勒哥林（Killorglin）的精灵市集，就会看到一只雄山羊坐在鹰架上，头戴一顶黄铜王冠，很隆重地被封为爱尔兰之王。在位时间三天三夜，每天有人在固定时间喂食，时间到了就还它自由。

普鲁斯卡特，不列塔尼，Claude le Gall作品，1980

　　摄影家本人写的《凯尔特人的国度》，生动地描绘了当地的传统习俗，以及他在那儿认识的人，让人看了会非常想去造访。只是不知道这些传统事物如今是否依然安在，因为许多冻结在他底片上的景象，都再也不会出现了。

　　“我始终认为，记录我们的生存环境是摄影的一个必要部分。时光流逝，回忆褪色，事物也必定会有变化。也许，摄影工作者可以尽可能谦虚地去让未来的世代对我们这个时代有较深入的了解。纪实摄影，不论如何偏颇、片面、或客观——最起码，它提供了对现实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