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摄影家专辑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印度女摄影家》专辑从开始构想到推出共花了两年。最早是我们的瑞士编辑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chwartz）推荐黛雅妮塔・辛（Dayanita Singh）的《中上流阶级家庭》与姬塔琪・谢（Ketaki Sheth）的《孟买》系列，强调若是哪天《摄影家》要做东南亚摄影家专辑时，一定不能漏掉这两位。

　　与黛雅妮塔通信期间，我兴起一个念头。有无可能在这女权非常低落的古老国家当中，发现更多和她与姬塔琪一般优秀的女摄影家？热心的黛雅妮塔替我们联络上了印度的第一位女摄影记者荷玫・维拉瓦拉（Homai Vyarawalla）。老人的大部分作品已销毁，但从幸存不多的照片中，依然找得到印度独立阶段的珍贵历史镜头。此外，黛雅妮塔还推荐了一直在拍摄妇女解放运动的希芭・贾奇（Sheba Chhachhi）。

　　这时，我看到了印度女摄影家专辑的雏形，于是立刻向我们的英国编辑顾问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求援，请他帮忙注意，侨居伦敦的印度艺术家当中，有没有好的女摄影家。布莱恩很快找到了以自拍为主题的雅蒂拉・康（Addela Khan）、席拉・柏曼（Chila Burman），并提供线索，让我们联络上了住在印度新德里的夏莉妮・沙兰（Shalini Saran）。她关注的对象是印度大沙漠里的原住民。

　　这几位摄影家的作品很快就凑齐了，但我在编辑时总觉得欠缺什么，专辑迟迟不敢推出，直到看见帕梅拉・辛（Pamela Singh）的印度现代女性系列，才笃定专号可以出刊了。内容除了影像，文字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帮助读者了解摄影家本身以及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印度于1947年脱离英国统治，本专辑是1997年的最后一期，好在及时推出，否则印度独立五十周年就过了。

　　印度的第一位女摄影记者荷玫・维拉瓦拉已于2012年往生，享年99。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代摄影家管她叫“妈咪”，最后一任印度总督拉嘉吉（Rajaji）曾赞誉她为“新现象”。她拍摄过的人物包括甘地、尼赫鲁、真纳、英迪拉-甘地以及尼赫鲁-甘地家族，作品经常刊登于知名外国刊物，包括《时代》与《生活》。

　　维拉瓦拉在事业高峰期选择退休，在被问及原因时，她这么回答：“一切已不再值得。以前拍照有拍照的规则，我们甚至遵循记者的合宜穿着，同行之间彼此敬重。然后情况愈来愈糟，新一代的摄影师只有兴趣赚几文轻松钱。我不愿再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一九九三年，为她策划摄影展的沙提许・夏玛（Satish Sharma）有感而发，于新德里经济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印度，摄影还没有界定出属于自己的空间，也尚未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身份。此地的摄影家总是眼睛看着别处寻找灵感——起先是英国统治时期的画意派，近年又转向美国现代主义，从不向内看看自己的历史。追寻自己的历史渊源，始终不是什么紧要的事；对他们来说，过去似乎就代表着过时，要不就是根本不存在。荷玫・维拉瓦拉是这段被遗忘的时期的杰出人物⋯⋯

　　她的作品具备多方面的价值，是摄影的完美境界——超越了纯粹的记录，成为摄影美学与形式的探索⋯⋯借着一位生长于纯真年代，并极力维护被摄对象尊严的摄影家的双眼，传达了严谨而庄重的视野。“

　　作家坦言，第一次与维拉瓦拉会晤，除了惊喜，更强烈的感受是震惊！那些应该被列入国家宝藏的珍贵档案，本因视同丰富历史矿脉而予以妥善保存，却被弃置于木制抽屉里，忍受超过二十年的酷暑以及雨季所带来的危险湿气。

　　当时维拉瓦拉将近80岁，一部分作品已被她销毁。“因为没地方放，而且，反正也没人对它们感兴趣。”有满满一箱经过筛选的底片，因不知道被塞在哪儿，就这么弄丢了。

　　身兼摄影家、雕刻家、作家、平面设计师的希芭・贾奇拍摄妇女解放运动长达十年（1980-1990），本身就是活动参与者，在高喊口号的同时，也举起相机捕捉事件画面。在此系列中，她也尝试拍肖像，舍弃以捕捉个人本质为主的单张新闻抢拍手法，邀请这些女性在探讨自我观念的过程里，在身份及心灵生活的投射中体现自己。她觉得有必要对主流的女性刻板印象予以反击，希望创造正面的、奋斗的、主动的女性，推翻样板的家庭主妇和女性受害者形象，企图赋予女权运动一种历史感与尊严感。

　　黛雅妮塔・辛曾在玛丽・爱莲・马蔻的工作室实习，并协助她拍摄印度马戏团。在拍过暴动中的孤儿与寡妇、孟买与马德拉斯的妓女后，开始拍印度的富有都会商贾以及他们的亲人。没想到，美国杂志的编辑反应让她啼笑皆非：“他们起先指责我不诚实，说这些都是住在美国或加拿大的印度人。然后他们变得很愤怒，质问我，在印度如此贫困的时候，我怎么好意去拍这种照片？有一位还说，这些照片永远不会有出版的一天。”

　　永远不变的村庄、宿命论和迷信、截掉四肢以使得行乞更有利的人、软弱的妇女、娼妓、污染、贫困、热浪、尘土⋯⋯这就是西方国家编辑列出的拍摄要求，而包括印度的本土摄影家则提供那些令他们更确定这是印度的唯一真相。

　　只有《独立杂志》（The Independent Magazine）的前任编辑柯林・杰考森（Colin Jacobson）看出这批照片有多么杰出，认为她给那些眼中就只有那一个印度的编辑们，提供了另一种影像。很快的，其他人也发现了她的成就。“印度有那么多种面貌。我可以拍她拍个十辈子，也许才可以说够了。每个故事里都包含着另一个故事。”

　　帕梅拉・辛的摄影之路走得也不容易。十三岁那年，她在就读一间女校时发现了照相机。“早在步入青少年之前，我就知道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孤单的。毕业之后，我在一项选美比赛中获胜，因此到了西方。在那里我进入设计学校，又换了无数工作。我觉得烦躁不安又孤单，而在西方生活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在印度，日子过得不一样，也比较不那么寂寞。

　　然后，我想起了我的相机。其实它一直都放在我心里。有一天，当我拿起相机开始拍照，才知道摄影带领我进入了自己内心的一处特别所在。等我检视印相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照片中的女性要多于男性。因此我就返回印度，开始拍摄女人⋯⋯透过我的护身符——照相机，我将自己慢慢浸淫在印度女性的复杂世界中⋯⋯对这些女性知道愈多，我对自己的了解也愈深，也更清楚我需要靠相机来经验生活。“

　　作品被我们杂志介绍的那个阶段，帕梅拉・辛的谋生方式为设计外销西方市场的纺织品。不过，每隔一阵子她就会摆脱一切，前往一座村庄或小镇拍照。“我不需要男入护送。有人瞪着我看的时候，我就瞪回去。透过相机，我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块地方。“

　　除了上述几位，夏莉妮・沙兰的《沙漠里的原住民》、基塔琪・谢的《孟买》和以自己为拍摄主题的雅蒂拉・康（Addela Khan）、席拉・柏曼（Chila Burman），作品均富特色。雅蒂拉透过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传达亚洲伊斯兰教的遗产，席拉则试图在英国与印度的双重文化中寻找认同与归属。

　　筹备这本专辑时，身边一些朋友并不看好，总认为印度的摄影家已经不算多了，更何况女摄影家！此处呈现的八位女摄影家，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