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在图片通讯社工作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本期虽非专辑，但介绍的五位摄影师全是图片通讯社成员。每个人的际遇和工作方式透露了国际新闻摄影界的生态，读来引人入胜。

　　马格南（Magnum）准会员张乾琦以台湾和美国唐人街的影像为主干，再加上于纽约、泰国拍的照片，组成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影像篇章，有力传达了不同民族在东、西文化冲击下的处境。

　　出生于台湾的张乾琦不像大多数的新闻摄影记者，拍的东西几乎全是个人计划。国家地理杂志图片编辑肯特・古柏史汀（Kent Kobersteen）认为他拍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视为自传式的，且影像复杂，跟平常在报上看到的照片完全不同。

　　他问张乾琦，在报社工作时拍的照片，是否会让图片编辑认为看不懂，或表示那并非报纸所需要的影像。得到的答复是，这种情形时常发生：“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不过，报道事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我很奇怪，他们当初雇用我是因为喜欢我发现事物的方式，然而等他们用了我之后，却认为我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以他们的方式来看事物。”

　　无论如何，选择离开报社成为自由摄影师后，已入籍美国的张乾琦成功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曾以1993至1999年在台湾拍摄的精神病患收容所《龙发堂》系列获得尤金・史密斯奖。

　　加入法国伍斯托克新闻社（Wostok Press）的德籍摄影师汤玛士・德沃查克（Thomas Dworzak）告诉我们，在1998年的阶段，高加索地区只有少数的西方通讯记者常驻该地，相关消息大部份来自莫斯科，而驻莫斯科记者只有在发生战争或自然灾害时才会前往。

　　高加索地区的民众经常被定义为：在俄国南部、甚至俄国境内的一群受苦的、身披黑头巾哀悼逝者的不知名难民妇女，或者拿着枪的怪异男子。但造访过却克尼亚、亚塞拜将、阿布卡纪亚的德沃查克却认为，这只是一半的事实。

　　高加索地区与欧亚两洲维邻，一直是苏俄、伊朗、土耳其这几个地区强权争夺的对象，也因此深受这些国家影响，文化方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当地有五十多个种族，每个种族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各自生活在一小块地方。

　　这个地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让他大感兴趣。为了展现此地和其民族的另一面，他于1994年3月到第比利斯（Tbilisi）住下，对高加索区做广泛、深入的采访。战争、天灾、种族之间的仇恨当然不能忽略，但他也想尽量呈现高加索地区丰富而被忽视的、较为轻松的一面。在工作的同时，他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并得以在1997年于巴黎推出《高加索》摄影展。

　　那个年头，吴家林可说是最活跃的中国摄影家之一，身为云南新闻图片社副社长的他，作品所传达的对故乡之爱、同胞之情，令人动容。他的朋友马克・吕布（Marc Riboud）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1993年的某一天，我住的深圳旅馆房间遭到一群摄影家的侵袭。我的床上铺满了其中一位的照片，那些照片又小又薄，教我不知如何处理。不过它们有一股奇异的吸引力打动了我，因此我根据质量的优劣，将照片分成A、B、C三组。这位摄影家静静的拿着三个信封消失了。

　　两年后我收到了一本中文摄影集，我认出了书中那些照片，也知道了那位不知名的访客的名字是吴家林。他把我归在A组的那些照片，直接拿到中国最好的印刷厂那里，独立出版了这本书，也因此背负了二十年的债。

　　佛瑞・包德温（Fred Baldwin）在我的书桌上发现了这本影集，很热心地邀请吴家林参加休斯顿国际摄影展。之后，每天早餐之前，我都会收到吴家林以漂亮的书法写就的传真。我慢慢知道了他的生平。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也很少离开家乡云南省。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在一次特别的中法美三国联合安排下，我们的新朋友得以飞往美国，这还得要感谢莱斯大学。

　　他与西方初次接触是在洛杉矶转机的时候。他表示，那一次的考验比起他在家乡山区所碰过的所有状况都要糟。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出生于云南高原，从小就很内向，从来不喜欢那些摄影的时髦玩意儿。双亲很穷，可是坚忍不拔。我非常珍惜他们的淳朴与好客。我曾经要求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毫无理由地摆出笑脸，请文盲翻开一本学术著作，好像他们在读书似的。有一天早上我从噩梦中惊醒，整个人觉得惭愧不已。后来我重新展开我的摄影生涯，去面对神圣的真相。我决定呈现那些人的平凡生活，过着艰困日子的老老少少。’

　　在数目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国摄影家当中，吴家林显得与众不同。他对工作的极度投入和几近僧侣般的生活使他成了一个异数。一开始接受的即是文宣的东西，因此当他发现西方摄影家的作品时，立刻产生了文化上的冲击。没有多久，他就成了一位不屈不挠、热情洋溢的苦行者。

　　吴家林的影像流露着明显的悲悯之情，甚至一种温柔，不管是对他身边的男人、女人、大自然，或者动物。虽然出身贫苦，他凭着自己刻苦的精神和坚强的个性所完成的照片，呈现出一股安宁之美。”

　　佐基・波哈诺克（Gergely Poharnok）成长于共产主义统治匈牙利的最后几个年头，他坦承西方杂志上的广告图片对他有很大影响。

　　“它们证明了确实有一个地方，在那里的人快乐、自由、美丽，他们喝的是某一种啤酒，开的是某个牌子的汽车。这些图片让我们

　　更深刻地感受到‘这里’和‘那里’之间的鸿沟。当时，能够前往西方旅游的人并不多。而得以成行的那些人经常移民国外，这些事实也是这个神话的证据。”

　　隶属匈牙利以及国际新闻记者协会的波哈诺克，作品表现出人们长期生活在共产主义下的焦虑，以及挣脱束缚后的失调。

　　美联社驻孟加拉国通讯员帕维尔・拉曼（Pavel Rahman）的作品，反映他对祖国灾难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操。让我感到抱歉的是，他的稿子压在我们编辑部长达三年。原先一直想完成的孟加拉国专号始终无望，但将他的作品在此与其他的几位报导摄影家并列，也十分有意义。

　　造访达喀尔时，我对拉曼作了一个采访，对他无奈而坦诚的自白印象十分深刻。

　　“我必须跟美联社合作，他们感兴趣的多半是飓风、灾难和穷人的影像。我得我们这里有很多好东西，可是报社总是要那些负面的报道⋯⋯其实我真正喜欢拍的是乡村生活，可是没人会花钱买这些照片。他们要的是充满刺激的、有新闻价值的照片。我如果花上一个月在乡村里拍照，是可以为自己或为展览拍到一些照片。可是，有谁会支付我这一个月的开销呢？”

　　“有一位待过很多国际媒体的图片编辑曾跟我说：‘帕维尔，我们透过你的眼睛来看，而你的眼睛代表着美联社在孟加拉国的眼睛。’⋯⋯可是，人们始终想的是这里的暴力和飓风。我得去发掘一些新东西，一些关于乡村生活和我们的文化的好照片。可是每当有人被杀、有人死掉，我的理想就消失了。他们说，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我知道透过我的照片，外国人会认为孟加拉国就是这些，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悲剧在眼前发生时，除了拍照什么也帮不上。这让拉曼有罪恶感。但支持他继续走下去的也是影像的力量。1987年，他拍了一张非常震撼的照片《民主必胜》。一位赤膊的男人背上漆着“民主必胜”走过拉曼面前，他才按了两下快门，一颗子弹就将他击倒在地。照片登在报上后，反对党将它拿去制作了几千张海报，让此人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最终导致政府改朝换代。

　　“一张照片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确让我重拾信心，让我更有用气去面对自己的工作，也或多或少让我稍微平衡一下自己的罪恶感。”

　　帕维尔・拉曼曾于2012年造访北京，领取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大奖。得奖作品《跳跃》捕捉的是达喀尔百姓于两辆不同列车之间跳跃、抢座位的日常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