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另一个家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1998年6月，《摄影家》杂志介绍了杨延康的中国陕西乡村天主教。看到当时的写编辑前言，不禁莞尔：

　　“就我所知，中国大陆有两位摄影家以乡村天主教为主题，从事长期摄影报导。一位是毛（笔名，这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好朋友，还曾用过马小虎、李小明等化名）；另一位则是本期介绍的杨延康。

　　毛的这项计划于1996年结束，曾在日、英、法、德等国的文化刊物发表过图片故事。而杨延康则从1996年开始拍摄，本刊能成为第一个发表他这个系列的园地，甚感荣幸。”

　　现在大家当然都知道了，“毛”、“马小虎”、“李小明”就是吕楠；《摄影家》在2000年8月以专辑的方式呈现了他的《中国天主教》。杨延康的拍摄计划持续到2001年，刊登于这儿的文字，反映了他在初拍阶段的心境：

　　“去陕西乡村拍摄有信仰的乡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每一次逃离喧嚣的城市，逃离有压力的工作环境，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心情，恨不能马上去到他们身边，去到那熟悉的乡村。三年的拍摄，使我结识了乡村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他的教民们。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走进贫瘠土地上耸立村头辉煌的天主教堂时，走进充满乡音的祈祷声中，总会尊重地下跪，画十字圣号，泪流满面地跪在耶稣十字架前，自己潜在的情感实实在在地融进了宗教氛围之中。

　　在这些虔诚的信徒心中，有比物质世界更为重要的东西——灵魂信仰，他们为救自己的灵魂去体验肉身的磨难。信仰之人，面对生存与死亡都显得极平静和自然，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去逐渐通往天国之路。透过镜头的取景框，我彷佛被包容在一种虔诚的宗教情怀里，似乎教民们都在审视着我，而此刻的我表现得十分苍白，连一位刚刚接受领礼的圣婴都不如。

　　这些有着几代人都信奉天主的乡民们，我的图片能表现他们的灵魂世界么？我只力求去贴近他们，平平静静地用镜头去触摸那饱受生活磨难但有信仰的教民们，他们流进心胸里殷红的血比我们这些虚伪的窥视者更实际，更伟大。

　　我无法去回避教民们赤诚地提问，无法回避那撞击我心灵的神。一个隔着距离的人想去真实地表现另一个人，实在太难，更何况要去表现灵魂世界。好在善良的教民们没有嫌弃我，把我当成主内兄弟，让我心跳脸红地工作拍摄了近三年。”

　　作品同在这一期出现的，有我仰慕已久的出版人克劳德・诺希（Claude Nori）。我们的编辑顾问迪扬・沙南（Djan Seylan）为文介绍，强调在法国摄影圈的小世界里，他是个名人，在二十多年的密集活动中，除了出版一系列法国摄影大师的重要个人专辑、无数创意摄影家的摄影集，还办过三本摄影杂志：1975创刊的《逆光》（Contrejour），1981创刊的以严肃摄影讨论为主的《摄影手册》（Les Cahiers de la Photographie）以及1984年创刊的《Camera International》。后者正是《摄影家》杂志创办时的参考范本。

　　除了编辑方面的活动，沙南认为他对法国的摄影也有影响，热心提倡一种感官的、诉诸情感的、本质和目的都显然自传性的地中海型摄影。

　　“诺希在自己的摄影作品中，重现了青春时期的快乐时光，当年那些无忧无虑的片刻化身为今日的青少年，永远的诱惑之舞，仍然缺乏信心的男孩和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女性魅力的女孩之间甜蜜而残酷的关系。”

　　美国摄影师维恩斯・沙利文（Vince Sullivan）的裸照，在评论家约瑟夫・马侯（Joseph Marohl）的笔下，与商业作品所展现的古典主义不同。人物看上去就像泥塑的有生命的假人，是雕刻出来的，然而却隐约可见闪烁的密封的热力。

　　“相机捕捉到的是躯体苏醒的那一刻。在部分情况下，人的形体与周围的环境还不能整个清楚地区分。在这些照片里，沙利文将人体描绘成与自然界成一体。人物是苍白的生物块，其形状模仿着大鹅卵石的曲线和潮汐造成的水潭。这些躯体的粗俗现实既色情又神圣。这是艺术家企图以相机作为重建及个人视野工具的明证。”

　　来自纽约的雅庇・罗宾逊（Abby Robinson）拥有美术摄影硕士学位，在本期呈现的《自拍像》系列涵盖了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而且仍然在持续进行。她从念研究所时开始拍摄此主题，打算一直拍到老朽、按不下快门为止。

　　“这个系列的确带有日记的意味，不过我主要还是在探讨摄影家、相机、摄影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摄影家（同时在镜头之前与镜头之后）是导演、演员、观察者、主题以及道具，而相机则扮演着同伴与共谋的角色。”

　　罗宾逊在展出这些照片时，并不按拍摄年代的顺序，因为她觉得重点并不全然是纪实或传统所谓的记录。而是要借着组合历年所拍的照片，呈现回忆本身的古怪、迂回、矛盾、讽刺、狡猾与可笑。

　　美国籍的施凯伦（Karen Serago）上大学时认识了一起学摄影的台籍夫婿，婚后搬来台湾长住。她的《我的另一个家》主题，正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尝试与生活环境、邻里周遭建立关系的心历路程。

　　“在异国的土地上，很难有置身家园的感觉。外国侨民也好，外籍人士、异乡人也好，定义上都属于分离主义的排外字眼。住在国外明显会遭遇到的困难，像是学习新语言等，都有实质的办法可以解决——只要去注册上语言学习班，外加些努力，你就可以生存下去。但是其他的问题却没有那么容易克服。在随同外子本宽迁居台湾六年多之后，我仍然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使这个地方感觉起来像我的家？

　　过去三年来对艺术的努力经营，其实是一场让自己的心灵与新环境不断妥协的持续交战。在心里、梦里，我一直被我在美国的根牵引着；毕竟，我的家人、文化和传统都在那里，对我造成强烈而鲜明的牵系。想找到一种对台湾的归属感，结果这证明这比我预期的还具挑战性。不论我中文说得有多好，或者对地方习俗有多熟练，我永远是外国人。

　　然而，三年前的一个下午，一个转折点却不期然地发生了。那时我两岁大的儿子原尚，和我到邻近的公园去玩，就如同我们平常在晴朗好天气时常做的事那样。我对那座公园相当熟悉，也像往常一样悲哀地望着那些简陋的木板屋，想不透这样岌岌可危的破败景观怎么会在那里。我想着：这一切和我在家乡所知道、所了解的景物相较起来，是如此难以理解与悬殊。

　　当我正想着那些差异，和空气中的烟雾，及路上几乎撞上我们的机车时，抬眼张望，却看到原尚正兴高采烈地追逐几只以公园为家的公鸡。我还记得当时我惊讶地看着他如此轻易地就拥抱了他所在的环境。他是如此喜悦地享受着自己的童年，而无视于那些破败朽坏的建筑、缺乏养护的公园，和周遭的瓦砾垃圾；那些都与他无干。在那一刻，我转变了想法，也看到了我在台湾所要拍摄的第一幅有意义的照片。

　　在那几分钟，我理解到我的文化包袱是如何影响巨大地充满在我的感知里。从此以后，几乎在每个角落我都可以看出一幅摄影。对象在奇特中展现出了异常的美：街头摊贩的锅碗瓢盆闪耀生辉；执意从水泥裂缝中称长出的九重葛令我油然生敬；无人的座椅化成了望之俨然的老人⋯⋯当我开始借着拍摄生活周遭的景物和与邻里建立关系的同时，那些照片所反应的已不只是景物本身，而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如今我的相机引领着我，在原本令我难受的地方追寻到了自在。”

　　施凯伦的这段话，其实与杨延康拍乡村天主教时的心境是一样的。

　　“一个隔着距离的人想去真实地表现另一个人，实在太难”。

　　无论身在何处，拍摄主题为何，唯有专注于当下，时时以温暖的心观察、理解周遭的人事物，方能在处处发现自己的另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