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中国新摄影专辑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1998年初，我和老伴到大陆处理私事。台北的办公室发来一封传真，说有位住在北京的日籍女士带了一份大陆的地下摄影刊物给我。我不在，她就把杂志带走了，希望未来能在北京跟我会面，亲自交付。

　　由于我的《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十七位青年摄影家》两书在台湾和大陆都有版本发行，因此会经常收到摄影爱好者的信，希望跟我讨论摄影，或是对他们的作品提意见。这位日本女士的慎重，使我感觉可能会看到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作品。

　　石川郁（Iku Ishikawa）在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中文讲得好极了。她和北京的一群当代艺术人有来往，热心地把他们的作品和个人资料输入网站，希望这些优秀的艺术家能受国外注意。她给我看了三期《NEW PHOTO》杂志，说是刘铮和荣荣办的。因为没钱印刷，而且无法申请到出版许可，他们只能用高质量的影印方式，每期印三十本送给特定对象，如国外的画廊和杂志编辑们。两位年轻人受过我的著作影响，又知道石川要来台湾参加国际书展，希望她能见到我，让我知道大陆有人正在做这样的事。

　　这本杂志开本很大，有30x42cm，每期连封面加起来是五十张纸，介绍四到七位摄影家的作品，不过每期作者均有重复，可见是份圈子很小的同仁刊物。第一期的第一页是洋洋洒洒、热血澎湃的发刊词——“关于新摄影”。第二页只印了几个大字——“献给理想主义的朋友们！”透露了创办人对摄影的强烈信念。接着翻下去，所看到的影像大出我意料，与我之前所了解的中国摄影表现截然不同。大陆社会的剧烈变化，显然也影响到了摄影的方向。

　　刘铮和荣荣都住在北京。石川郁给了我他们的电话，第二天我就跟这两位创办人见了面。打招呼时，他们的第一句话竟是：“没想到您这么老了！我们对您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书上作者照片的年岁，觉得您跟我们的年纪差不多。”这句话提醒了我和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也让我意识到，彼此之间对摄影的看法可能也会有距离。

　　他俩都还不到三十岁，而且没有固定的工作及收入。会办这本杂志是因为李媚所创办的当时大陆最好的摄影杂志——《现代摄影》于1996年停刊，使许多年轻摄影家顿失精神寄托与交流园地。办杂志的路是艰辛的，他俩敢扛起这样的担子，勇气和热情令人佩服。

　　杂志上影印的影像和原作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有些摄影家的作品力量因而大打折扣，有些摄影家技巧上的缺点却被影印的趣味掩饰了。有些作品在黑白影印的效果上显得很棒，但看到彩色原作时却令人大失所望。毫无疑问的，这本杂志的作者水平不够整齐。

　　以我接触众多摄影家的经验，我知道里面有些作者会终身以摄影为职志，有些可能很快就会放弃相机了。每个人都年轻过，我很清楚，适得其时的鼓励，对狂热的艺术青年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大胆一点，在《摄影家》杂志上辟一期专号，介绍这个小圈子里的几位摄影家，但没有马上做出承诺，只告诉他们，等第4期出版再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这是个小小的考验，对他们和我都是。他们需要的是坚持，我需要的是冷静。

　　那年十月，我又回到北京，在刘铮的家里看到新摄影的第4期。作者增加了，有九位。但依旧有半数作者和以前雷同。事隔八个月，刘铮对大陆的摄影环境显然没有原先的乐观，他觉得自己更孤单了。在大陆这么剧烈变化的阶段当中，艺术家们都有一种矛盾，苦闷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既不能认同现在社会走向所扭曲的价值观，又无法回归到以往，只能身不由己地在其间摆荡。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将苦闷宣泄于作品。

　　本期介绍的八位摄影家，年纪最大的才三十八岁。除了蒋志远在最南方的深圳工作，无法赶来北京与我会面，其他人我都见到，并作了访问。有的还坐了二十多个钟头的火车，远从山东、南京前来。在这个国度里，旅行有时比到外国还要遥远、费事。

　　中国幅地之大，这八位摄影家显然无法作为精确的抽样代表。因此，本期杂志所能关照的，仅是《NEW PHOTO》这本地下杂志的同仁们，而非整个大陆的新的摄影表现方向。

　　以上是我在《摄影家》杂志第41期（1998年12月出刊）写的编辑前言。匆匆20年，当时介绍的刘铮、荣荣、邱志杰、王劲松、洪磊、张文、吴晓君和蒋志如今各有一片天。有的人依旧谨守岗位，在影坛勤奋创作、贡献所长，有的人成为绘画界的大腕儿，有的人则悠游于雕塑、多媒体与装置艺术。

　　时间成就一切，也说明了许多事。作品经得起考验，名字就能留下去。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