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寻根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1999年2月，《摄影家》杂志迈入了第七个年头。几位朋友来信致贺，不约而同地表示：“没想到这本杂志能存活这么久”。在编辑前言我这么写着：“看来不少人从来就对我们的前途不乐观。现在可以比刚创办时稍微再乐观一点，看能否度过十年，甚至办他个100期⋯⋯”

　　这一期的摄影家来自葡萄牙、法国、比利时、波兰、英国、美国、巴勒斯坦、柬埔寨；每个人都像寻根那般，把成长经验或与社会的关系化为影像，作品满溢着生命力与坚强的信念。吉拉德・卡斯德罗-罗普（Gerard Castello-Lopes，1925-2011）的摄影作品，更是其中的亮点，为葡萄牙黄金年代出类拔萃的代表。

　　生于法国维奇的卡斯德罗-罗普，法籍母亲为钢琴师，葡萄牙籍父亲为电影公司创办人，童年迁回葡萄牙受教育，在获得经济学学位后，开始投入电影制作，不但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与友人创立了里斯本爵士乐俱乐部。他于20世纪五〇、六〇年代拍了许多照片，但直到八〇年代初，世人才终于知晓了他的摄影天份。

　　透过亲笔撰文，他将自己的摄影之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想去描绘这个世界。我的法籍外祖父在绘画方面有极高的天份。从小我就对他拥有的那种再创周围世界的神奇力量着迷不已。我自然也想跟他一样，不过我的表现却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平庸。我完全没有绘画的天份。在了解这一点之后，失望自是难免，而自己未来生活的走向也可能受到影响。

　　幼年时我所热衷的另一件事是海洋与潜水。那真是一项伟大的冒险。然而不多久我就觉得记忆所能留存的深海印象太短暂了，于是开始渴望取得某种更能满足自己的东西——水底摄影。一切便是这么开始的。

　　水底摄影带给我莫大的欢愉。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在干燥的陆地上拍照要比从事复杂而又常造成重大伤害的水底造像容易多了。突然之间，源自祖父的那个旧梦又重新浮现，并且牢牢捉住了我。

　　我带着我那微不足道的相机，渴望着学习，梦想着拍照。我心中有一股莫名奇妙的欲望，想把一切东西都拍下来：事物、人、风景、阴影，看得到、看不到的、幻影与鬼魂。

　　五〇年代的葡萄牙在萨勒沙的独裁政权统治下，没有新闻、结社或言论等自由。民众生活在政治警察的恐怖之下，普遍感受到压抑、贫穷与伤感。书籍、影片、戏剧以及新闻都受到检查。在《生活》杂志以及自己的政治良心双重影响之下，我觉得有责任去见证周围这些人民的悲哀与绝望。简言之，我希望成为一位关怀的摄影家，就像亨利・卡蒂-布列松、尤金・史密斯、沃克・伊文斯这些人一样。而我选择以亨利・卡蒂-布列松为师。

　　就这样，我带着一台莱卡（大师的相机）和一个50mm的Summicron镜头（大师的镜头）开始在街道上、田野间、工厂里，拍摄忙着例行工作的人们，希望能像布列松大师般的捕捉决定性瞬间。此一人道主义信念之重要象征，多少相信我们都一样有着相同的信仰、需求、畏惧、爱与恨，在生与死、病痛与健康、希望与烦恼之间紧密连结。

　　几年前，我应邀为马格南经纪社的五十周年庆做一场演讲，我的稿子这么写着：“未来五十年将出现一个情形，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希望，那就是人类一家所倚仗的是彼此的差异性而非相同点。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彼此疏远，而非自我陶醉在这个令人欣慰却也误导我们的世界一家的理想里；我们得开始接受彼此的差异，而不是将它们变成制造冲突的合理借口。”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去展现我们之间的不同，并且享受这种多样性。

　　不过，在学习拍照的过程中我很快地发现有很多人并不喜欢被照。我经常遭受威胁、侮辱，甚至被逮捕。当时我觉得，成为一名专业人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拥有告知的权利（及责任）必定能将自己拍照的行为正当化及合理化。由于种种理由，我借口自己欠缺天份、缺乏胆量以及毫无胜算之可能而规避了这个问题。我就这样放弃了摄影达十七年之久。

　　然后在八〇年代初，安东尼・希纳（Antonio Sena）闯入了我的生活。他告诉我他打算在里斯本开一家完全展示摄影作品的艺廊，希望能安排展出我的照片。经过冗长的争论，我终于接受了他的邀请，再度取出我那些旧底片，以全新的批评眼光去检视它们。

　　十七个年头过去了；我变了，我的影像也改变了。我们都变老了。不错，早期拍的一些照片有某种冲劲、精力；虽然显得幼稚却很讨人喜欢。奇怪的是，在我拍过的几百个人物当中，有几张影像完全不符合我刚才所提到的人文类型。那是我几乎不曾注意到的一种把戏。基本上这些影像都有个共同点：它们企图将现实描绘成一个矛盾，好证明事物并非真的如外表看起来那样。这一点适用于自然、物体，甚至人物。

　　为什么我费了十七年的工夫才了解，这两种方法——艺术和报道——都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去实践？为什么我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才明白，摄影是一项具多功能的活动，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追求，譬如新闻摄影、广告、艺术表达、记录工作、合法证据，以及很多其他的功能？

　　因此，我决定从人物转向矛盾之事物。我试着拍水中倒影、鹅卵石、雪、在远方的男孩、无重量的石头、海洋；换言之，我试着以孩童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试着忘掉我所知道的一切，好去捕捉眼睛看到的东西；试着相信天空中的飞机确实飞得很慢，远方的东西是真的很小，水坑并不会反射而是放射出光线。那就是我最近所做的一些尝试。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又对摄影上了瘾，也开始正视属于它的一些新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源自摄影艺术本身之道德问题有关。哪些东西是摄影所允许的？又有哪些是摄影所不容许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如此在意摄影的道德论，并且深信每一幅影像背后都有道德之含义。

　　第二个问题则跟风格以及摄影美学有关。我非常相信每个人心里都存有某些几何图形的原型，会创造出一种奇特的重新发现的感觉，一种介于原型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之意外两者间的协调。

　　我所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摄影的影像与其周围空间的关系。而最后一个问题是：究竟为什么要拍照？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因此我干脆让自己享受这个疑问所带来的好处，而继续制造影像，就让它保持现状好了。

　　本期所介绍的摄影家，还包括被誉为摄影诗人露西亚・拉朵香丝卡（Lucia Radochonska）、以很少补助拍摄英国得文郡的风土民情，开着自己那台三轮摩托车上路，后面挂着改装成暗房的十五呎拖车的克里斯・查普曼（Chris Chapman）、把巴黎拍得无情、温柔又绝望的尚-弗朗西斯・费南迪（Jean-Francis Fernandes）。

　　此外还有安瑞亚・摩塔（Andrea Motta）所记录的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希腊等地库德族人的生活与奋斗。瑞士文化委员会（The Swiss Arts Council Pro Helvetia），则是透过《摄影对话》计划呈现了兰妲・夏丝（Randa Shaath）对巴勒斯坦，以及马克・雷米沙（Mak Remissa）对柬埔寨大选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