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伊朗摄影专号

　　尽可能为我所知道的国家做一本专辑一直是我的心愿，也是《摄影家》杂志的编辑目标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仍未能造访伊朗，对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和现况所知甚少，之前对伊朗摄影家印象较深刻的也只有马格兰的阿巴斯（Abbas）。在这种情形之下，1999年4月我胆敢推出伊朗摄影专号，完全是因缘。际遇促使我把握机会，在这块不易完成的大拼图填上具独特意义的一小片。

　　1996年冬天，法国外交部辖下的法国文艺协会邀请我和袁瑶瑶去参观两年一度的巴黎摄影月活动。我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节创办人、摄影美术馆长、摄影杂志主编以及摄影家们会面，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伊朗摄影家沙迪・提拉夫康（Sadegh Tirafkan）也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的春天，年轻的提拉夫康竟然出现在我台北的办公室。那是他首度造访台湾，陪同作生意的哥哥前来接洽事务。会面时间虽然不长，却对他的热诚与坦率留下深刻印象。又通了几封信后，我决定透过他的协助来更广阔地了解伊朗摄影，也借着摄影来了解伊朗。提拉夫康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提议，经过多方努力后，终于完成了这个过程并不平坦的任务。

　　从提拉夫康介绍的伊朗摄影源起，可知最早出现在照片上的伊朗名人是十九世纪的那瑟洛丁国王（Naseroddin Shah）与他的妹妹。如同世界其他地方，早期只有上流社会的富裕阶级能够触及相机。摄影逐渐普之后，伊朗的立宪自由斗士开始利用此媒介，期间出版的几本摄影集，是认识伊朗摄影先锋的重要信息。

　　二十世纪六〇年代，通讯科技普及，媒体开始比较认真地视摄影为一种传播工具，伊朗的职业摄影与新闻摄影也在此阶段萌芽。技术学校设立后，摄影方法与技术首度提供给社会大众，许多曾在技术学院就读的年轻人因而出国，以追求关于这项新艺术的完整教育。

　　进口商品的广告照、电影静照以及其他的摄影类型发展蓬勃，但整个趋势至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开始减缓。许多个别摄影家开始投入革命事件的拍摄，在此动乱期间，人民对摄影产生更大兴趣，宁愿多看些新闻现场，而非仅是文字描述。1979年在德黑兰发生的强占美国大使馆事件与1980-1988的两伊战争，都是新闻摄影的发展推手。许多摄影师在不同时期制作了生动的摄影专题，为伊朗历史事件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

　　马格南成员阿巴斯・阿塔（Abbas Attar）、《国家地理杂志》的雷萨・狄加帝（Reza Deghati）、法国SIPA通讯社的阿尔弗瑞・亚胡萨地（Alfered Yaghoubzadeh）以及《时代》杂志的卡维・葛列斯坦（Kaveh Golestan）均为在八〇年代造成伊朗摄影黄金岁月的名家。

　　1988年战末，伊朗国内新闻大量减少，许多专业摄影师移居海外。新闻摄影市场衰退，国外收藏家展现对伊朗民间生活样貌的兴趣，国内的摄影师转而拍摄其他类型照片。摄影艺廊与杂志开始出现，摄影比赛更是不计其数。

　　在《摄影家》第43期，除了丰富的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其中包括雷萨・狄加帝和他的胞弟马奴契（Manoocher）、赛夫勒・撒玛狄扬（Seifollah Samadian）、雅米・阿里・贾瓦迪扬（Amir Ali Javadian）、哈瑟・沙米珊（Hashem Samiee Shams）等人的作品，也介绍了具代表性的观念性、艺术性摄影师，如沙迪・提拉夫康、梅赫达・戴夫塔瑞（Mehrdad Daftary）、史琳・倪莎（Shirin Neshat）、蜜拉・塔毕纪扬（Mitra Tabrizian）以及夏扬・寇依（Chayan Khoi）。

　　每位摄影家都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大学摄影教师、《TASAVIR》杂志发行人及总编辑赛夫勒・撒玛狄扬，则是简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摄影史。

　　“⋯⋯我告诉洞穴人：我晓得你是借着注视而看到东西，摄影就是这么回事。”他问：“什么是摄影？”“就跟用眼睛捕捉东西一样，当然你还得有办法把所看到的保存下来。”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炭，然后走进山洞开始画起图来。

　　真是奇妙！这不过是个轮廓而已。有没有可能从这些空洞的线条和沉闷的色彩中，再度发现我们一起见证的所有东西？他就像头饥饿的雄狮，满足于小小的一只蚂蚁。我走出洞穴，留下他一个人陪伴着他的想象力以及墙上的画。

　　1503年：达文西的画室

　　趁着李奥纳多离开房间，我走到蒙娜莉萨身边，在她耳边悄悄说：“被囚禁于此的不只是你的影像，还有你的呼吸。”

　　1927年的一个夏日：巴黎

　　尼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èpce）告诉我：“如果你能再等个几分钟，我将在这块铜板上再造你所看到的那座鸽房和谷仓屋顶，历史上第一张照片即将诞生。”

　　我说：“我向你们道贺。可是你的照片跟那洞穴人画的画并无两样。你的镜子只反射了事物的外表。”

　　1954年：中南半岛的一处地雷区

　　我看到罗伯・卡帕（Robert Capa）拿着他的徕卡相机尾随士兵的队伍，朝着右边的山丘前进，拍摄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张相片。我大声喊道：“罗伯！小心！不要到那上面去，有人说那儿有地雷⋯⋯”可是，我的吶喊似乎消失在他内心的风暴之中，紧接着是那声该死的巨响⋯⋯卡帕的相机落入我的手中，血滴在我的眼帘上⋯⋯

　　1964年：理查德・阿文东（Richard Avedon）的摄影棚

　　阿文东替父亲披上外套，然后扶着他在相机前面坐下。我问他：“你到底想从这个遭癌症侵袭的老人身上得到什么？”他指着白色的背景说：“他灵魂的无暇。”

　　1986年：巴西金矿

　　一个从头到脚沾满烂泥的工人，爬上最后一层阶梯，肩膀上扛着一袋金沙。我想伸出手去帮他，可是却引来萨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Sebastião Salgado） 的抗议：“别挡住镜头，构图会出现另外一只手，让我拍我的相片⋯⋯”筋疲力尽的奴隶们的沸腾声淹没了快门的声音。

　　1993年：德黑兰

　　我望着墙上的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ész）、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亚历山大・罗钦可（Alexander Rodchenko）、阿巴斯（Abbas）、滨谷浩（Hiroshi Hamaya）、尚・盖米（Jean Gaumy）、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等人的作品，心想：不知这些充满感情与力量的照片，有一天是否也会变得像那些洞穴里的壁画一样？而我们距离真实反映那种“永恒的情感”还要多少个世纪？

　　最近时常听到身边的朋友去伊朗，回想制作这期杂志的过程，不禁盼望自己也能再不久的未来踏上这块土地。十七年过去了，不知提拉夫康与本期所介绍过的摄影家们，是否跟我一样，仍然走在拥抱摄影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