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奥地利报道摄影专号

　　文|阮义忠
在出这本专辑之前，我对奥地利的摄影现况有很深的误会。从当时创刊已有十六年、出版了66期的《奥地利相机》杂志（Camera Austria）看来，会令人以为这个以古典音乐驰名于世的国家，只时兴美术性及观念性的摄影，报导摄影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幸好，1997年我接到芮吉娜・安琛博格（Regina Maria Anzenberger）于寄给我的一本摄影集——《22位摄影家》。书中呈现的虽然仅是她的图片经纪社摄影师，却足以让我的印象整个扭转过来。

是什么原因使奥地利的优秀摄影表现，被泛滥成灾、有严重自恋倾向的影像给重重包围，以至于造成世人的误解。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媒体曾经好好关注过奥地利的报导摄影。

义不容辞，我当下便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决定到维也纳拜访芮吉娜・安琛博格，探探奥地利报导摄影的现况。

本专辑虽排在1999年10月出版，实际上却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印好，因为希望它能在9月初法国的佩皮尼昂报导摄影节（Visa pour l’Image）亮相，以便让更多人了解奥地利报导摄影。

芮吉娜在前言中这么写着：

“义忠和瑶瑶访问维也纳的时候，请我为这本〈奥地利报导摄影〉专辑供稿。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坐下来思考，当然我当场就同意了，因为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挑战。此外，它也完全符合我自己的计划：尽己所能去推广奥地利的报导摄影。但是，这个计划也让我忧喜参半，因为我的工作向来着重于国际性角度，无论选择摄影家或客户都秉持这个原则。而现在，我必须挑选一批纯粹的奥地利本土摄影家。

我的脑海立刻浮现一大堆名字——而一本专辑是绝对无法容纳这许多人的。我决定将选择缩小到一个范围⋯⋯我所选择的作品以具备下列条件者为主：拍摄题材必须是摄影家自己决定，而且多半已经完成的非指派性工作。这些题目本身当然都极具市场价值，不过我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其展现了对这个媒体的热情投入，所有这些摄影家的作品都具备此一本质。正是这种投入使得他们不仅为履行合约而工作，也为了探索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着迷，以及产生其中的无数争议。我一直相信，也仍然相信，这种好奇心在创造性的与独立的摄影领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选了十二位奥地利摄影家，横跨老、中、青三代，年纪最长的法兰兹・哈伯曼（Franz Hubmann，1914-2007）曾为奥地利观光局创建图片保存制度、主掌文化杂志《马格兰》杂志图片部，且替奥地利广播公司制作介绍摄影的电视影片，出过八十本大型画册，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哈维卡咖啡馆传奇》以及在巴黎时期拍摄的艺术名人。
评论家认为，哈伯曼在拍这些显要时，从不让自己对他们的尊敬与爱慕影响到真正想做的事。驱使他的是好奇的本能，以及敏捷、生动并十分体贴地对待所遇上的影像。

艾利克・雷辛（Erich Lessing，1923-）为马格兰图片成员。本期刊登了一段他的书信摘录，针对匈牙利1956年10月的暴动，探讨摄影师与编辑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哪些是摄影师要表达的？哪些是编辑想刊登的？摄影师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我们只当记录机器任由编辑决定他想证明或彰显的事物，可有极限？如果我们自行筛检，范围又在哪里？”

吉哈德・楚勒（Gerhard Trumler，1937-）的作品数度获得奥地利“最美丽的书”大奖，是书市抢手的珍藏对象。在评论家的眼中，这位摄影家最令人感到意外的便是精力无限，拍出来的照片却是无比的安静、肃穆。

“楚勒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对细节有着如珠宝商般的狂热专注。他坚持自己的照片必须绝对锐利，不放过任何细节，就像桌上餐刀的摆放角度一样。”

克里斯廷・葛兰西（Christine de Grancy，1942-）从小就对俄国感兴趣，在1995至1999年间，一共造访俄国八次，在不同季节、不同时机，沿着窝瓦河的源头至河口的阿斯特拉坎拍照，只因18岁那年拜读了俄国律师、社会改革分子、司法及战略部长柯伦斯基的回忆录。

“柯伦斯基于1881年4月22日生于窝瓦河上的辛博斯克（如间的乌里雅诺斯克），十年后列宁在此出生。柯伦斯基六岁时生了场大病，家人把他放在雪撬上，度过冻结的窝瓦河送往两百公里外的喀山就医。这幕情景在我拍的俄国及俄国人民的相片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即使在我认识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之后，它的影像依旧鲜明。它是顽强的生存意志与承受痛苦与艰困的长期耐性之缩影，今天的俄国人民跟他们的祖先一样，需要这两者来帮助他们活下去。”

较年轻的一代，在这儿呈现的是克里斯・沙托博格（Chris Sattlberger）的〈安达鲁西亚祭典〉、尼可劳斯・科拉勒（Nikolaus Korab）的〈奥地利的艺术家〉、海莫・亚加（Heimo Aga）的〈开罗拾荒人，1992〉、约瑟夫・波利洛斯（Josef Polleross）的〈1889年后的东欧〉、莱纳・李德勒（Reiner Riedler）的〈阿尔巴尼亚，1996-1999〉、东尼・安琛博格（Toni Anzenberger）的〈爱犬培哥里诺〉、鲁卡斯・白克（Lukas Beck）的〈奥地利酒店艺人乔瑟夫・海德〉以及艾蕊贝拉・薛兹可夫（Arabella Schwarzkopf）的〈葛费德大院——布鲁克林的城市生活〉。

对于奥地利的摄影环境，安琛博格也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在奥地利，政府对新闻或者报导摄影没有任何的补助，自发性并非一个理所当然被认可的因素。真正获得补助，并打着‘奥地利摄影家作品’之旗帜在国外展出者，直至目前为止，清一色是实验性的摄影。这可以说是政府的一大疏失，因为好的现代新闻摄影——无论出现在展览中、书刊或报纸上——在塑造政治论点和公众的审美观上，均为一个重要的元素。而我们在许多博物馆馆长身上也看到同样的疏忽，他们都不曾掌握到上述重点。

另外，奥地利也很可悲的缺乏像美国境内那些专门提供重要计划奖助的基金会。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的出版市场充斥着小型画报，宁愿印制一千张印着人头的邮票，也不愿意刊登一张黑白照片——对任何读者这都是一种视觉的享受，也必定是可行的，尤其有那么多酷爱摄影的人（他们对艺术深感兴趣）都在拍像这样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要怀疑：奥地利怎么还会有如此多的年轻摄影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而作品也相当优秀（如你在本期杂志所见）。大部份的摄影家都想移居国外，或者已经定居外国，要不就是替奥地利的外国机构工作。这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福音：到处都是机会。不过只有能展现必要特质的个人才会受到注意。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义忠和瑶瑶，他们让奥地利的报导摄影首度有机会一展身手。我希望这本专辑能获得它应得的重视，同时也能激发未来世人对此一领域的兴趣与支持。”

摄影这一行需要长期的热情与毅力，环境之艰困举世皆然，尤其是报导摄影。芮吉娜・安琛博格于1989年创立了与自己同名的图片经纪社，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依旧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报导摄影的推广，且在2002年成立了摄影画廊。

借着这篇文章，我要再一次的对她致上感谢、敬意与深深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