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者】阮义忠:我的过去与现在

2014年12月12日11:44  品图专栏  作者:拍者网  

文|新浪专栏 品图 拍者网

  “我以前那么想逃离那片土地,摄影让我回过头来,真正认识土地与人的关系,这是我的一个重生,如果没有摄影,这个重生可能永远不会来。”

  “以前的经验虽然在照片里记录得很详细,拍的时候也很感动,可是总有一些东西要经过20年甚至30年才会更清楚,才会更明白其中的意义。既是重复以前的自己,又是用新的我来对照过去。”

—— 阮义忠

  当年的我纯粹为了多了解一下世界摄影的全貌,很幸运地讨了一个外文系的老婆,她可以帮我读外文书。我为了常常能够温习,就经常整理一下,后来干脆写成了书。没想到,发表后居然引起很大反响。我只是很幸运地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做了一些对的事情而已,没想到因此让我得到了太多夸奖。

  我想既然得到了夸奖,我就应该更认真地把我在摄影路上的经验与各位分享。

  每次我看到自己年轻的样子,我都会想到岁月不饶人。这是我高中刚毕业,在一个图书馆,好朋友帮我拍的照片(图一)。

  我很喜欢读书,高中毕业就一心想成为文学家。但我出生的地方跟我后来追求的方向有些不匹配:我从小必须大量农作,所以我痛恨土地,我认为自己怎么这么倒霉,生长在那样的家庭里。事实上也不是太痛苦,可是很不情愿的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恶梦。

  为了逃离土地,我一心想成为知识分子,所以就开始读书。这些书囫囵吞枣,也没有真正地消化多少,不过总是为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使我以后不管在哪方面,或是文学、或是艺术,都已经把我带上路。

  所以我日后的摄影,受益于文学底子和思想的启发:摄影绝不只是与相机有关,绝不只是技术,还需要文学修养。

  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报刊画插图,那是蒋经国发起的一本刊物,每个大学每个班都要订一本,发行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我们读书的时候也常受到这本刊物影响,插图尤其影响我,因为这些插图寥寥几笔就可以把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这一张(图二)是我太太帮我拍的,可以看得出来我当年是多么自傲,长得就是一副自傲的样子,目空一切,还好拍照让我把这个气息去掉了。以前画画、写文章都可以凭想象从主观上创造,拍照之后,我慢慢从对象人物得到启发。

  事实上在我当兵之前,我从来没有摸过相机。在台湾,任何一个男孩子只要没读大学,20岁就要当兵。我画插图只一年的时间就立刻要当兵,在军中主编也一直寄稿子给我,也可以继续画插图,没什么影响。

  可是我想要重新出发,最好跟以前的方向不太一样。

  有一天我看到一本英文杂志,要找艺术编辑,我就去应征。那时候他们问我用什么相机,我说我不会拍照。因为那本杂志是台湾第一本以照片为插图的杂志,是最早用平板来印刷的刊物,所以他们的艺术编辑是要会拍照的。后来他们说没关系,凭你的条件,只要多走、多看、多拍,很快可以上路。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常常用来自勉的一句话。

  我第一次的拍照经验,他们只告诉我胶卷怎么装、怎么调光线、距离怎么调。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拍照,也不知道怎么看,我觉得外在世界跟我的关系,永远是在头脑中编织一个王国,哪些材料我用得上的就用,用不上的我根本就看不见。于是我决定,彻底回头,好好地重新用跟以前截然不同的心态,去跟拍照对象沟通。那一刻的羞愧心是我的一个转折点,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无动于衷,还是自认为怎样就怎样,我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摄影家。

  还好,当时台湾这些善良的老百姓,用他们最单纯的、最美好的那一面,对陌生人全然的信任来帮我。每当我拿起相机,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时候,对方觉得有人关心他们,脸上发出那种光彩,主动配合我对焦。所以我的每个拍摄对象都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我所得到的启发透过我的影像,把那种感动传达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真正感动我的,真正好的,不管流行不流行,触动我心底的作品,我就把它集中在一起。眼睛和心灵的触动是很重要的。

  我办摄影杂志花了很长时间,有一年我在法国看一个展览,那个展览是摄影150年,历代各国摄影家的优秀作品都集合在一起,从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到现代的作品都有,非常震撼。这些好作品还没有一个好杂志来介绍,于是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机会成熟,干脆就自己来办。当时我们的编辑部几个人在一个小小的空间,立志要办一本最好的摄影杂志。

  我想,一本好杂志不仅要介绍西方的作品,也要介绍东方的作品,也一定要包括大陆。我们第一期就有东西摄影文化的交流,也有古典和现代的对弈,我们有最好的开本、最好的印刷。可是第一期印完了,我们不知道第二期在哪里。于是第二天我们坐飞机到巴黎,敲开了当时在巴黎所有的摄影大师的门,每个人看到这本杂志都很喜欢。

  我是想说,我做事的态度,要做就把它做好。这是我在成为一个摄影家生命之外的,当摄影传播者的角色。

  我拍照也下过很多功夫。在我拍照第七个年头,觉得总要发表一些东西,于是就发表了“北埔”。“北埔”对我来说,它保存了生活的原貌。拍照要把一个地方最强烈的特点拍下来,从季节、跟这个村落的交往,由听众慢慢变成他们的一分子,我慢慢地被接纳。如果在拍照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硬伤。

  拍照的时候要非常仔细地观察,这张照片(图三),当我从他家门口走过去的时候,我知道他一定会探头看我们。所以拍照并不是要拍你刚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要看到即将会发生的事情。如果只是看到当时在发生的事情,你拍下照片永远是慢半拍,照片就少了一点点味道。照片要巧妙到好像是灵光一闪,当时刚好有那个状态。

  这张照片(图四)也很有意思,这间屋子里空着四把椅子,一个人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看着窗外的舞台戏。这四把空着的椅子是原来有几个人在聊天,后来走了,只剩下他一个。我说要拍照的时候,他把那几把空着的椅子都靠墙放起来;我说不用这样,保持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了。

  拍照片的时候,一定不要刻意摆拍,自然的状态是最好的。这张照片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说这个光线射进来,好像海浪一样。拍照并不只是拍静态,光线、痕迹、故事都很重要。

  有一段时间我去做了电视,可是做电视以后,我觉得自己摄影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降低,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可以成为我影片当中的几分钟,要怎么用、用在哪里,被这种功利心所左右,渐渐地就不会被感动了。可是当我在看到“八尺门”(图五)的时候,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些地方全部都是违章建筑,水手出海的时候把船当家,不出海的时候就把这里当家,盖了些简单的房子,可以落脚后就把家人也接过来,这个地方警察常常来检查。他们生活困难,可是还像在故乡那样那么高兴、自在,他们对我这个陌生人也非常欢迎。

  所以每当我在台北做电视剪接熬几个通宵,把工作做完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很空虚,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太想回家,在街上像个游魂。还好我及时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立刻停止手边的工作,骑上自行车到了八尺门,把越来越冷、越来越失落的,摄影带给我的营养捕捉回来。

  但是 “八尺门”拍出来之后,也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善;后来这个地方被铲平了,政府准备在原址为他们盖正式社区。我不敢说我的照片帮助了他们,但是也是有力量的。

  我想,拍这里,是我需要他们,而不是他们需要我,他们帮助了我,让我重拾摄影在我心目当中的分量。

  摄影总是这样,试着把人心中的美好表现,把一些价值加以彰显。但你要通过你的艺术手法改变什么比较困难,因为这是长久的事情,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我还拍《台湾谣言》,开始把焦点放在城市。城市很难拍,为一座城市照相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如果你尝试去做,那本身就患了自视过高的毛病,尽管你的努力能够让真相有所体现,但最后只不过是一则谣言罢了,没有意义。

  我拍台北就是从它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过去和现在的转折点入手。这张照片叫做《时代的转折》(图五),在蒋中正的雕像上面有一个工人,那个时候是台湾中正纪念堂施工的阶段。

  “四季”(图六)也是我的一个摄影集,这是我所知道的台湾的第一个原住民村落。这是四季的三位老人,他们的长相跟我们不太一样,命运也很坎坷,山地女人非常漂亮,在年轻的时候会从事一些色情行业。在四季村里我停留了很久,各种活动我都参加,比如小孩的毕业典礼。

  说起四季,它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不知道要怎么结束。我只有跟牧师和神父说,你们这里有人往生的话,一定要通知我,可一直也没有碰到过。

  在我不知道怎么整理“人与土地”的时候,我把底片找出来投影,我自己都被震撼到了,这是台湾农村最佳的影像,就是人在土地的生老病死。我把所有的照片进一步筛选,把照片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常常就忘了,所以要排成样片,一次就可以看到几十张,整体比较。

  这个是我为展览做的模型(图七),这个工作把影像之间的关系、影像的顺序、各方面的特点都展现出来了。这与我编辑《摄影家杂志》有很大的关系,我能掌握照片之间的节奏感。

  “人与土地”的展览(图八)体现了一个摄影家和他作品的关系,我真正感觉到什么叫洗礼:用药水和自己的双手在暗房当中的挥动,摸着影像、一道一道程序,很多照片都要自己亲手修补,所有挂在墙上的照片都是我自己亲手修补的。

  这张照片拍摄是的劳动场景(图九),事实上这也是我的童年所做的工作。农村的经验对我在拍摄的时候掌握力道、角度是有帮助的。我以前那么想逃离那片土地,摄影让我回过头来,真正认识土地与人的关系,这是我的一个重生,如果没有摄影,这个重生可能永远不会来。

  那时,如果要是有一个自动对焦的相机就太棒了,可是还没有发明出来。可就是因为困难,你会觉得拍出一张好照片非常兴奋。心和眼要完全对焦在一处,节奏一定要很灵活。现在机器太灵活,人就不灵活了;以前机器不灵活,所以人就都要非常灵活。

  有这种态度就不大会失败,因为我们都是很专业的人。按快门之前就要做好决定,按了之后要很有信心。这样你就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如果你不这样,拍一堆再来选,坦白讲,每一张都不会太好。

  一个人膜拜马祖,我从他的上面拍他(图十)。摄影要很精准,要在最短的时间站在决定性位置,按下决定性瞬间。决定性的位置如果不先找到的话,怎么拍都只是一个视觉张力而已,视觉张力跟内容最有力的呈现方式还是有差距的。一个是视觉上的力量,一个是精神上的力量。

  有时,拍摄对象太配合了也不好拍,这个老太太实在是很配合我,每次我拿起相机想拍她的半侧面,每次她都会转过来对着我。最后没办法,我放下相机,很失望地放弃了,给她鞠了一个躬。鞠完躬之后,她放松了,我赶快拿起相机抓拍了一张(图十一)。

  1999年,台湾9•21地震,我参与了慈济重建学校的活动,拍摄了慈济证严法师(图十二)。她身为出家人心系苍生,看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看报纸,关注世界哪里有灾难。她像所有人的母亲,大家需要帮助时,她给予最大的支持。在她身上,我知道我应该回到拍照最根本的本分,那就是替美好的事情做见证。在她身上我看到人性的美、利他。

  以前的经验虽然在照片里记录得很详细,拍的时候也很感动,可是总有一些东西要经过20年甚至30年才会更清楚,才会更明白其中的意义。既是重复以前的自己,又是用新的我来对照过去。

  我信佛教,相信因果,如果你只会享福不会造福的话,以后就要吃苦了。我的书写,也是体会了佛教的精神后,才有的收获。我虽然在外面做了很多场讲座,可这一场是被我们媒体人邀请来的,我觉得意义很大。

  你们更要去面对人间发生的不幸的苦难,我是何其有幸只拍人性美好的一面,所以我很敬佩你们,我要做更多工作。我以前的摄影也许停留在影像艺术的表现,现在我终于决定,把我的照片用来传达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我想在工业社会的如今,传统伦理道德流失的当下,这样的工作会更有意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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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杨云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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