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认同

2014年12月16日12:55  品图专栏  作者:阮义忠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阮义忠

  摄影家杂志在阿尔勒摄影节亮相后,逗留古城期间即接到许多投稿,其中,瑞士迪埃亚兹家族的五代摄影家作品让我格外感兴趣,因此毫不犹豫地把这组照片纳入第5期,并把封面献给第一代的阿丰·迪埃亚兹(Alphonse Deriaz, 1827-1889)。

  摄于1872年的这张肖像十分有趣,有着古意盎然的酒红色调。少年可能是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行头,西装、马甲、领巾、怀表一样不缺,发际间却插着梳子。可以想见,照片还没正式开拍,整理仪容的人暂时走开,少年却依旧正襟危坐,不敢造次,只是眼神随之而去。画面清楚传达,在距离现在140多年的当时,照相这件事的确非同小可。

  记得这期杂志编好后,还未上版付印我就去了美国,在纽约与国际摄影中心(ICP,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的创办人科涅尔·卡帕(Cornell Capa)会面。相较于兄长罗伯特(Robert),他可谓谨慎过度,对来自台湾小岛的我态度保留、频频刺探《摄影家》未来几期的内容。当我提到即将刊登迪埃亚兹家族的作品时,他浓眉一挑:“他们的作品并未被重视,为何引起你的兴趣?”

  “摄影术才发明了一个半世纪,这一家五代却几乎涵盖了摄影史的每个阶段。从最早的照相馆肖像到对世界的探索,从时代轨迹的留影到对不同种族的开怀,再反映社会变迁后相继转为表达自我的工具。五代的摄影风格截然不同,正可从中看出社会环境、时代脚步与艺术品位是如何影响着摄影人的心、眼与观念。”

  我由衷地表示:“身为编辑就要率先作判断、定标杆,不能只是人云亦云、锦上添花。对于被遗忘、埋没或低估的作者,我喜欢让它们得到应有的肯定。”

  在成为一位优秀的照相馆师傅之前,阿丰在村里找不到工作,去英格兰当过仆人,到澳洲挖过金矿、开过商店,始终厄运连连,直到认识了摄影、习得逐渐流行的湿胶棉底片工艺。在巴黎受聘记录法国著名遗迹后,回到家乡包摩斯(Baulumes)开照相馆。当时的他绝对料想不到,此举对后代子孙的影响有多大。

  作家派崔克·迪兹--温克(Patrick Deedes-Vincke)发现,每一代的迪埃亚兹都曾离开家乡四处旅行,但在超越自己的能力行事时都会失败。“摄影对迪埃亚兹家的人而言,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消遣或社会标志,而是一种需要。他们接纳当时的现代主义、塑造独特的个人风格,使自己成了这一行的先驱。显现此家族摄影传统的不仅是冒险家的好奇心,还有一颗极为单纯的心灵。

  同期内容还有派崔克·札克曼(Patrick Zachmann)的犹太人与中国人系列。他表示,选择新闻摄影是因为一以来他不相信自恋,再来就是天生对外在世界和人感兴趣。不过也很可能是因为新闻摄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是避免面对面看着自己的一种方法。

  尼克·瓦普林顿(Nick Waplington)的《起居室》,尤其是那张三个魔鬼一般、用吸尘器清扫草坪的小女孩,被他的老师理查德·阿文东(Richard Avedon)盛赞:“这张照片显示了所有主干——这是一个完全具原创性和充满动力的艺术家的毕生杰作。”

  罗伯特·卡帕曾说:照片如果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布鲁斯·基顿(Bruce Gilden)在当学生时发现这句话,当下就决定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二十年后,在《面对纽约》这组照片里,此话俨然成了他的作品主题。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后我组织台湾摄影家前往纽约联展,基顿还特地前来致意。

  台湾的林伯樑用镜头呈现了乡土民俗:“我的台湾人背景不同于那些对中国士人文化感兴趣的将领官僚们。他们听的是京戏,我听的是在小乡镇上、寺庙前演出的台湾歌仔戏。我的品位比较粗俗,我对生命和灵魂比对故宫收藏品的完美高雅更感兴趣。我觉得只有在民俗传统里,才找得到中国人真正的生活、思想与智慧。”

  此外,还有大陆老一辈摄影家吴印咸的作品精选。当过电影摄影师、教过书、做过美工设计的他,在一步步迈向成功之际,接受共军领导人物周恩来与叶剑英的邀请,放弃一切到延安,记录共军在最艰苦环境之下重建战备力量的史实。

  有了这些丰富的素材,法兰克·霍瓦便想了一个点子,说这个干脆做个《认同》专号,探讨摄影家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取舍。他写的编辑前言很有意思:“起初,一切似乎如此单纯:这儿是个拍照的,那儿是个世界,镜头位于两者之间。料想中,是要忠实复制面前的世界。一切似乎井然有序,然后,一位德国教授奥图·斯坦能(Dr. Otto Steinert)发明了“主观摄影”一词,用来定义受现代绘画所启发的摄影实验。这位教授不明白:只要同一件事物有不同的拍摄法,那么所有的摄影就都是主观的。

  到现在许多人已经觉察到,一张照片对于摄影者与被摄对象的种种,说得一样多。摄影者当然是最先了解到这一点的人之一,其结果却是悲哀的:许多人在拍照时无法不担忧:我要说些什么关于自己的话呢?总之,这就产生了认同的问题。

  吴印咸先生我是在1989年见到的,那也是我首次造访大陆,当时民间还用粮票,港澳台胞则持外汇券消费。借着陪岳父岳母返乡探亲之便,我到北京拜访了出版《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简体字版的中国摄影出版社,认识了《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陈申。取得该书的繁体字版权后,我回台湾就立刻成立了摄影家出版社。

  当时的北京看不到几辆私家轿车,到处都是脚踏车,陈申也借了我一辆让我自己逛。人生地不熟,我就在不同时分看着自己的影子辨认方向,在几百年未变的胡同里钻来钻去,仿佛身在三十年代那些作家描写的老北京,颇有乐不思蜀之感。

  我很想见见老一辈的摄影家,陈申便帮着跟吴印咸取得了联系。采访吴老的当儿,我是想介绍他的作品给台湾读者,没想到材料一搁两年多,直到自己办杂志后才刊出。记得吴老说他的底片都由单位保管,不在手上,让我于一本印刷粗糙、薄薄几页,每张作品都只有扑克牌大小的展览目录上勾取作品,过了几天才请人将一袋的5x7照片送来我的旅馆。

  当时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才两年,两岸之间的气氛仍然诡谲,我在《会见吴印咸》一文的开头就写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长久生活于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在现实生活与思想观念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而其中又以对中国本身的认同,看法最为分歧。像我这样背景的人——40岁左右,在台湾出生,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一代,和吴印咸那样背景的人——90岁,忠贞资深的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份子,存在这样两个中国人之间,当然有命运所造成的很大距离,甚至有永远无法讲通之处。因此,我与吴印咸交谈时,两人几乎随时都在闪躲着什么似的,一点都不像摄影家在沟通,倒像是两位外交人员。”

  会见吴印咸的那年我烟瘾仍大,写这篇文章时刚戒烟几天,原本一根香烟在手文思泉涌,那时却搞了一个多礼拜还下不了笔。虽然知道,只要冲出去买包烟就会一切如常,可还是硬忍了下来,灵机一动,要太太跟我坐在电脑前,我说、她打,最后再把文章印出来修改。

  从那时起,我的文章就少不了袁瑶瑶;起先她还老老实实地听话照打,一年多后竟开始批评起我来,有时还擅自更改内容。夫妻俩吵了又吵,到最后我只有妥协,封她个“阮评家”——批评阮义忠的专家。不过,凭良心说,老伴把我的文章改得不错,很多时候比原先更好。

  为了《影像逆旅》这个专栏,我终于有理由把这份杂志一期期、一页页地再仔细翻阅。每日影像都鲜活如昔,每位作者我都没有忘记与他们交往的情形。回望之际,竟觉22年逝如一瞬。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安放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摄影师 阮义忠 认同 品图 影像逆旅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家,是这一本相册的主题,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照片中处于“正常家庭”状态下的对象,却是凤毛麟角!

远望武昌,黄鹤楼屹立江中;回顾汉阳,工厂烟囱三四,矗出水面,好像几支毛笔杆,插在笔架上。

一个背着行囊的少年,跨着大步,喜悦地吹奏着心爱的笛子。我们这本新生的《摄影家》杂志,也正在迈开她的第一步。

一位不愿露脸的村民在村里的杂屋里展示一场激战过后村民缴获的战利品,村民在旁边用手电筒和手机布光。

逛巴扎的老人孩子、男人女人,都很开心。巴扎上,喧闹叫卖声此起彼伏,艳丽的头巾服饰缓缓流动,制作美食的烟雾热情地蒸腾。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