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鬯言】“遗存”与摄影记录运动

文|新浪专栏 品图 杨云鬯

　　2006年10月26日，在位于英国伦敦博览会路(Exhibition Road，该路因1851年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而得以命名)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内，一场名为《节日、庆典与习俗：本杰明·斯通爵士与国家摄影纪录协会》(Festival, Ceremony and Customs: Sir Benjamin Stone and the National Photographic Record Association)的展览拉开了帷幕。在这个展览中，斯通爵士和他的同路人所拍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影像被展出。而出现在这些老照片中的，都是古代的文物，或是在当时随处可见的普通建筑、日常场景、平民以及他们的民风民俗。

　　这些看似老照片版的日常“随手拍”的背后，却是一群早期摄影爱好者的宏大野心。时间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业余摄影圈率先掀起了一场摄影调查运动(The Photographic Survey Movement)的全国性活动。在这一活动的影响下，摄影爱好者们纷纷拿起相机、紧紧抱团，开始拍摄英国行将消失的一切：建筑、民俗、甚至包括被海水侵蚀的土地……这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比如有保护老建筑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民俗协会(Folklore Society)、英国科学进步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s)、英伦岛屿的民族学调查(Ethnographic Survey of the British Isles)等等。除去这些国家性的大规模摄影社区，各地方的摄影爱好者也纷纷响应，组成地方规模的摄影团体。

　　如此大观，怕是只有当今的影像生产及消费大国中国可与之相提并论。毕竟，我们国家的摄影爱好者在数量上是极大的，团体是极多的(而且也有国家性的和地方性的)，并且拍摄的热情也是极强的。尽管如此，英国摄影调查运动中所活跃的摄影师们却和我们国家的摄影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们有着一致的指导思想，而这一指导思想甚至影响了他们的拍摄对象和拍摄方式。

　　比方说文章最开始提到的斯通爵士。从斯通这个人来看，他在当时是伯明翰的实业家，还是东伯明翰议会的成员，横跨政商两界。他是国家摄影纪录协会(National Photographic Record Association，下简称NPRA)的创办人，对于摄影有股狂热的劲头。根据伊丽莎白·爱德华兹(Elizabeth Edwards)的考证，斯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不远的将来，唯一能够被接受的摄影会是表达真实的那一种，是完完全全的真实，除了真实便再无他物。”

　　是的，以斯通为代表的英国业余摄影师们，他们的野心是“抢救”(Salvage)一切将要消失的东西。而在当时，可以完美复制世界的摄影术被认为是“真实”的代言人。这些狂热的摄影师们，相信通过可靠的经验(肉眼所见)、正确的程序(摄影)并将感情排除在外，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影像”，从而使得一切将要消失的“昨天”和“今天”可以在“明天”被他们的子孙后代所看到，使得传统得以延续，自我身份意识得以被强化。

　　这一以“抢救”文化遗产为目标的核心思想却实实在在来源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类学家——爱德华·博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泰勒被人类学界尊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人类学家，是众多人类学之父之一(关于人类学界为何有如此多人类学之父笔者也一直心存疑问)。在一次墨西哥旅行后，泰勒开始对于非西方文明产生浓厚兴趣，并在当时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之下开始研究传统民俗、宗教与当时的英国社会之间的联系。在泰勒看来，民俗、仪式和节庆对于发展在“高级阶段”的社会并无明显的功能，它们的存在是这一“高级社会”在尚处“低级”时被创造出来的，只是作为“遗存”(Survival)的形式延续至今。“遗存”的思想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英国学界，并深入渗透到中上层阶层的意识活动中。尽管泰勒认为“遗存”只是一种无用的、如幽灵般的存在，以斯通为代表的摄影爱好者们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泰勒的理论为“遗存”这一概念创造的合法性，使其具有了当时流行的科学研究价值。它们脆弱且即将消失，反而更让人有保存下来的欲望。

　　另外，摄影纪录运动对于人类学的意义也很重要。泰勒以后的人类学家一般都以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这群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维多利亚绅士，却把处于本土文化边缘的东西作为拍摄对象。他们利用摄影的“铭刻”(inscription)与“证据”(evidence)功能对行将消失的旧物进行记录，在自己的主场建立了一种“本土民族学”(Internal Ethnography)和“抢救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的研究范式，这对于以后的人类学研究大有启发。

　　有趣的是，在这场运动中，关于摄影本体论的分歧也是存在的。斯通和他的NPRA所留下的照片中，人们多是安静的，场景的构图也较为严谨，画面呈现出一种有距离的庄严感。这不得不归功于他们坚持用大画幅相机进行摆拍创作。在斯通看来，被拍摄者应当全力配合拍摄者的行动，比如拍节庆的时候，为了让照片留下的信息更为丰满，他们就应当盛装出席，并注重每一个细节的表现。而来自另一些摄影团体，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诺福克(Norfolk)的摄影师则采用了当时最新发明的手持相机进行实时拍摄，因为他们认为，拍摄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才是“民族志式”的(Ethnographic)，更加符合摄影调查运动的宗旨——真实。然而无论分歧如何，两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斯通的传统，带有浓厚的“如实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倾向，可谓如实摄影历史上的早期实践。而运用手持相机拍摄的影像，则与“快照”(snapshot)的概念遥相呼应。

　　就这样，大量文化遗产被收入了一张张底片中。摄影调查运动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建立了庞大而完备的影像档案库。这场声势浩大的摄影调查也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变成了一场具有“世界使命”的运动。虽然殖民主义给世界各地的非西方族群带来了灾难和伤痛(在各种殖民地所拍摄的照片里我们常常发现被拍摄者“不高兴”或“面无表情”)，可是摄影调查运动中所蕴涵的理念却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1967年提出的“没有墙的博物馆”的理念不谋而合，甚至领先其半个多世纪。尽管我们在今天回过头来看，斯通对于摄影真实性的信赖显得非常幼稚，这种维多利亚式的执着却依然让人动容。此外，没有墙的世界性的博物馆指向一种摧毁已存的博物馆霸权体系的实践，这可谓是在旧体制中诞生出的新希望。

　　在历史、信息都日趋碎片化的今日中国，文化遗产该如何保护，出于何等周详的思虑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政府的摇钱树，也不能简单被看做是想象中的、已然逝去的乌托邦的象征。它们不但是“过去”在“此时”的幽灵，更是“此时”本身。至少，在百年以前源于英国的那场摄影调查运动中，前人们已经在态度和热情上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对于原址的保护、修缮和数字博物馆的建立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刘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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