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照片】王炜昶：倾二十年之力为台湾原住民留像

文|新浪专栏 品图 马俊岩

　　摄影师王炜昶拍了二十年的台湾原住民。他有三个原住民干妈和数不清的原住民亲戚，去干妈所在的村落拍照片，他会说“回家”住几天。到如今，他记录了台湾无数个部落的文化生活，留下十几万张底片。2015年7月，王炜昶拍摄的《台湾原住民民族服饰文化》在多彩贵州·第八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上展出。

　　王炜昶是一个汉族人，1960年出生在台湾，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他的父亲祖籍福建同安，祖上在清代就去了台湾；他的母亲则是1935年坐船从厦门来的台湾。他1982年从淡江大学毕业后，又服了一年零十个月的兵役，之后开始从事商业摄影，并接触到了台湾原住民的风土人情。

　　入赘阿美族的汉族人帮了他

　　1986年冬天，王炜昶来到了苗栗县南庄乡的赛夏族村落——向天湖，拍摄矮灵祭典。他在向天湖畔搭设的帐篷里过了五天四夜的时间，在那里，他能听到赛夏族人哀思的幽缓歌吟，感受到祭典的深邃悠远。这是他第一次拍原住民。

　　此后，他对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拍摄他们的民俗和生活。可是，除了赛夏族村落，他哪个部落都没有去过，也不认识部落的人。而当时原住民对于陌生人是很有警惕心的。

　　多亏他认识一个叫明立国的民族音乐学者。这位学者此前一直在台湾一些部落进行原住民音乐的田野调查，跟一些部落的人也比较熟识。明立国建议王炜昶去位于台东长滨乡阿美族的金娜鹿角部落，这里有一个入赘阿美族的汉族人胡炳武。

　　王炜昶从台北开车七个小时到了金娜鹿角，找到胡炳武。胡炳武是随蒋介石撤往台湾的军人，1956年退役后在林务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地点在阿美族部落金娜鹿角的山上。胡炳武很快学会了阿美族语，并且在当地结婚生子，获得了族人的认同。

　　在胡炳武的热心帮助下，王炜昶在部落里住了十几天，跟着族人生活，细心观察每一件事。此后，他拍摄了金娜鹿角丰年祭。

　　王炜昶发现，母系社会的阿美族，丰年祭歌舞以男性为主，第一夜的舞蹈女性是绝对不会参加的，只有到了最后一天，女性才会参加，为丰年祭画上休止符。而且，阿美族青年遵循严格的年龄阶级制度，年纪较小的阶级每天必须向年长的阶级请示当天要做的事情，绝对服从。

　　金娜鹿角丰年祭，是王炜昶独立拍摄台湾原住民部落文化的开始。此后，他走遍几乎台湾所有的部落。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台湾原住民文化的书籍非常少，而且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了书，他发现书上写的跟他看到的又不一样。于是他就自己跑部落、追问、记录。后来他发现摄影不足以完整记录原住民的文化，于是又加入了文字、音频和视频。

　　他说：“我像一块海绵，丢在原住民的瀚海里面，去学习他们的文化、生活，饮食、工艺等等各个方面。” 

　　三个干妈的故事

　　刚开始那几年，他一年有260多天都是在部落里过的。每到一个新的部落，王炜昶都是从庆典活动开始拍摄的。“在庆典时，我能感受到部落人的心门容易开，愿意跟我讲述他们的文化和生活。”

　　原住民部落的庆典很多都是在晚上进行，从晚上六点到第二天早上，连续好几天。王炜昶也就晚上不睡觉，全程观察和记录这些活动，不懂就问身边的人。

　　他尽量避免部落的人把他当成一个入侵者， 而是抱着一颗谦卑的心。他说：“我在部落里做什么事情都很低调，这个态度很重要，族人会感觉得到。我尊敬他们任何的生活方式，拍照时从不干扰他们，更不摆拍；另外，相机有入侵性，我自己非常小心这一点，我尽量做到让他们无视我的存在，做一个隐形人。”

　　而要做一个隐形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必须要融入原住民的生活。比如阿美族丰年祭时族人都是蹲在地上吃午餐，十个人中间摆着一盘糯米饭、四碗猪肉、两碗汤，糯米饭是抓着吃的，汤是轮流喝的，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碗。那时候，王炜昶也是蹲着吃饭中的一员。

　　“他们很少见一个汉族人不假思索拿过来就吃。很自然地，他们就能够接纳我。”

　　他甚至在不同的族群里认了三个干妈。一个是三地门的排湾族，一个是台东知本卑南族，一个在台东太麻里大王村。

　　他说自己并不是为了拍照方便而认的干妈，而是“他们认同我可以成为一家人。”

　　排湾族的干妈是这样相识的：

　　王炜昶90年代初到屏东三地门的排湾族部落时，发现排湾族人非常有艺术天分，他们的房屋、雕刻、服饰，他都非常喜欢。于是他就经常去三地门。不久他认识了当地一个名叫撒古流的艺术工作者，他的石雕、木雕、陶艺创作都非常好，两个人成了好朋友，王经常住在撒古流的家里。那时候，一个叫峨格的年轻人在撒古流的工作室工作。

　　后来峨格自行创业，与妻子从事民族首饰品的创作及开发。王炜昶就跟他们讨论作品的创作，有时也带一些国外艺术家的作品供他们参考，帮他们在台北布点销售饰品。他也常常去峨格的家里拜访。

　　然后有一天，峨格的母亲突然说：“你来当我们的孩子吧。”

　　王炜昶没有犹豫，也没有抵触心理，他成了Matilin家族的一员，有了自己的排湾族名字：Lanpau Matili，峨格成了他的干弟弟。

　　这事后来经由家族长老向全部落的人传达，他的干妈为他缝制了两套排湾族的盛装(十字绣与琉璃珠绣)，峨格为他制作了一把礼刀。

　　那时，王炜昶几乎每个月都会“回”三地门，住一个礼拜到十天，观察、聊天、拍照，然后再回台北。

　　如今，这位排湾族的干妈已经八十几岁了。

　　除了三地门，王炜昶以前也常常去知本和太麻里的干妈家里小住。知本的干爸妈来台北时，他也会抽空看望他们。他常常会去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私人宴会，有更多机会接触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拍摄记录。“其实也没想很多，就很自然地就这样做了。”

　　台东知本的妹妹结婚时，王炜昶去参加，开始的时候他跟客人坐一桌，干妈看见了说“你去跟阿姨们(妈妈的妹妹们)一起去坐啊。”

　　王炜昶分析自己之所以能得到原住民的认同，首先是他自己认同他们的文化，很少有汉族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另外他愿意花时间记录他们的文化。

　　最难忘女祭师VuVu芭莉雅旦

　　为原住民留影20多年，王炜昶有很多人很多事都难以忘怀。其中最让他怀念的是排湾族文乐村的女祭师VuVu芭莉雅旦。那一年王炜昶去义乡文乐村拍摄记录排湾族的五年祭。女祭师VuVu芭莉雅旦是五年祭的灵魂人物，出身贵族世家，是清末出生的百岁人，只听得懂排湾语。

　　王炜昶向她表达了前来记录五年祭的想法，VuVu芭莉雅旦不以为然。刚开始为她拍照时，VuVu对强光有些不适应。有一次，在头目家的祖灵屋内拍照时，王炜昶忘记打闪光灯。在一旁的族人跟王炜昶说：“VuVu说你的闪光灯没有亮。”从那时候起，王炜昶知道这位百岁人瑞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

　　如今VuVu芭莉雅旦已不在人世，但她爽朗的笑声与开怀的表情却时常浮现在王炜昶的脑海。

　　王炜昶记录了台湾原住民的服饰、祭典、装饰艺术、石板屋、各种器物……可以说，原住民的一切文化生活，都在王炜昶的摄影记录范畴之内。但是他也有选择，他只拍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比如，祭典，他只拍部落自己生活的那一个部分，而不是官方组织的。“官方组织的，尽管拍出来的画面会很美、恢宏壮观，但是那已经失去了原住民文化上的意义了”，王炜昶这样认为。

　　王炜昶在1991年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主要接政府部门关于原住民的一些项目。他以此为职业，也非常希望将自己做的事情能够回馈给台湾社会。

　　花莲有个阿美族部落名叫奇美村，非常偏僻，直到80年代才用上电。王炜昶前后六次去奇美村拍摄《捕鱼祭》。后来，奇美村的年轻人建立一个奇美文物馆，里面用了很多王炜昶的照片。王炜昶还精挑细选了80张幻灯片给他们用来讲奇美部落文化。台东史前博物馆办奇美特展时，王炜昶也无偿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们使用。

　　他说：“我所有的资源都取自这个部落，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我要回馈给他们。”

　　王炜昶坚信自己的拍摄记录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他的一张摄影作品甚至解开过排湾族青铜刀400年的谜团。台湾几个博物馆里都陈列有排湾族的青铜刀，日据时期的照片里也有青铜刀，但是，没有文化研究者知道这个刀是做什么用的。在拍摄排湾族五年祭典时，这一把刀出现了。女祭师VuVu芭莉雅旦说这是排湾族“宇宙神的权杖”。在祭司时，刀尖面向台东、屏东两县交界处的大武山。

　　王炜昶最大的希望是在台湾推广“图像文献”的概念，为台湾原住民族留下完整的照片记录。他以接续日据时期及国民政府时期所留下的图像记录为己任。“因为，我们有完整的文字文献，却没有完整的图像文献。”

 实习生|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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