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毅强
广州与非洲，地理位置需绕上大半个地球，远隔重洋，千山万水。但在今天，两个听上去似乎不太搭界的地名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脑海中还会有好几个问题冒出来：一是，非洲人大老远跑我们广州来干嘛？二是，他们在我们这工作生活，与我们广州本地建立了一种怎样的关系？是融入？还是区隔？这意味着什么？三是，李东拍摄的这些照片有着怎样的意义？
广州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通商口岸，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被誉为“千年商埠”，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州成为中国沟通海外、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珠三角更是凭借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率先实现了经济崛起，不同国籍、不同族群、不同肤色的人们被这里充满活力的商业氛围所吸引，齐聚广州，共同形成了今天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广府商业文化。
基于此，我们可获得一个理解非洲人涌入广州从事国际贸易的语境和背景，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非洲，物质相对贫乏，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拥有大量的低端廉价商品，这成了非洲商贩们趋之若鹜的对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一批非洲商人便开始涌入广州，他们聚集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越秀小北、三元里及下塘西路一带，延续至今，形成了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据统计，目前在广州可统计的非洲人就达2万多人，再加上大量处于“隐居”状态的非洲人，这一数字可能高达20万之多。
如此庞大的异域族群集中涌入另一个国家和城市，形成一个自然聚合的非洲社区，这一社区内外，必然滋生文化背景差异之下，关于日常生活及生存经验等在内的等一系列冲突问题。本质上来说，这是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极为常见的一环，全球各地都有不同种族互相迁徙融入和区隔的漫长历史，但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显然仍为不太寻常之物。非洲人为方便之故，选择了主动聚居，他们通过商业采购等行为与本土社会、市场及政府产生了联系，这是一种融入，这种融入尽显广州文化的包容和大度，也是中国这个五千年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
但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肤色、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巨大差异又让他们在这种主动融入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焦虑，这种焦虑多半来自于身份、宗教、种族等自我认同感的缺失，他们的扎堆聚团无疑使得这种融入更是充满了挫折和矛盾，甚至于成了一种隐性的自我区隔，这可能会更进一步加大他们与本地社区之间的相互偏见。从近几年几宗黑人群体性事件中可略见一斑。
当今全球化进程愈演愈烈，各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彼此融入和共生已势不可挡。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文明的冲突置于导致全球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本位置。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这就要求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信仰习俗方面的共性，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的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作为正在重新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我们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摄影师李东拍摄的宝汉直街正是位于小北及下塘西路交界地段，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李东为此专题前后工作了近两年，其中甚至长达数月租住在街道小巷内与非洲人朝夕相处，喝酒聊天，这使得他能比较顺利的接近拍摄群体，了解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从而收获到这些珍贵的瞬间。
看得出来，李东受马格南图片摄影师影响很深，他在纷繁熙攘的街道和人物百态中撷取出了一张张典型人物、典型瞬间、典型构图，似乎又让我们重温了历史的“经典”。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李东对色彩本身的研究甚为深厚，在这系列照片中，他大胆的铺陈色彩，浓烈炽热，饱和度很高的红色、黑色和黄色成为炫目的主色调，这种抢眼的色调与其说是为了煽情和夺目，不如说它更吻合了摄影师想传达的某种理念，在他看来，异域异族千里迢迢汇聚广州本身就有某种魔幻色彩，他们似乎穿越时空而来，而在广州，在登峰直街，他们乌黑发亮的皮肤、炫目的装扮与本地居民的杂糅混搭，借助夜晚昏黄幽暗的灯光，更是造就了一个扑朔迷离、亦真亦幻的斑斓世界，这世界交织着冒险和欲望、困境与机会、惊颤与梦想、绝望与希望。而这也与广州草根、鲜活的文化气质一脉相承。
纪实摄影从未失去它的光芒和力量，我们应该庆幸，在中国这样一个急遽转型、各种矛盾和事件层出不穷的当口，还有李东他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如此宝贵的影像，它们的价值也必将在未来日益彰显出来。
最后我想说，李东用他的影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小的窗口，在这扇窗口的两端，有两群人在互相张望。我们是否还可以做点什么？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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