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林
题记
现在我们知道，新闻是从正在发生着的客观事实(事件)中选择与捕捉(文字记录描述、摄影抓拍瞬间)的，不能主题先行进行创造，不能无中生有摆布导演，也不能待事实(事件)过后补救重现。新闻的发生、发现与采写拍摄，是按照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有序运作的。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是新闻传播学理论还没有传播到中国；二是自1942年3月，陆定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改造延安《解放日报》后，中共报纸的新闻审查制度诞生，“传统的由戈公振等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开拓者们逐渐摸索并发展出来的‘新闻本位’的思想(包括李大钊早期的新闻学思想)被打进了冷宫，而党报作为党的组织的意识，或者说‘政治本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① 后来胡乔木等主管新闻的领导及其机构，长期把新闻传播等同于政治宣传而严加管控，致使太多新闻失去本色；三是这种新闻管理与宣传思路一直主宰着中国新闻界，新闻媒体已经习惯于“新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四是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指导下，编辑记者把主观加工、摆布导演、重现事实(事件)看作是很正常的并且是应该的工作；五是文革的倒行逆施强化了“新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新闻媒体和编辑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添油加醋，在新闻摄影中摆布导演成了风。
以上这些违反新闻传播规律的观念和做法，严重地伤害了受众的知情权，严重地冲击了新闻报道的公信力，严重地破坏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文革中的文字新闻和新闻摄影报道整体走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开始从事新闻摄影采访的我，也不能独善其身，中了摆拍的邪，走了一段弯路。
(注释：① 2012年第8期《炎黄春秋》孙旭培文章《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与做法》)
文革中的1971-1976年，我在新闻摄影上经历了“抓拍”—“摆拍”—“摆中抓”—“抓中摆”，在“S”形弯道上摇摆着一路走来，不知对错。
1971年5月，我第一次单独采访是到浙江省绍兴上旺大队茶场。同我一起去采访的还有浙江省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两位摄影师和县委报道组的几个人。当时不知道怎样拍经济(财经)新闻照片，例如拍摄茶农茶叶丰收的场面时，看到浙江省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熟练地把许多空的箩筐摆放叠加在一起，然后把茶农采摘回来上交的新茶叶集中起来分别撒在上层露着的空箩筐中，看上去像是装满一筐筐的茶叶，堆在一起显得很壮观，借以表示茶叶丰收，摆放停当后，开始拍摄“纪录”电影。我也跟着拍照片。通过那次摆布导演，我以为就是那样拍工农业(经济)新闻照片。后来自己单独采访，也依葫芦画瓢利用各种道具摆布导演拍照片。
例如1975年3月，我去山东胜利油田采访，拍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照片，就是按绍兴上旺大队茶场的拍摄方法如法炮制的。
1975年2月22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发表最新指示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当时的情势是，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宣传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中国上上下下立即组织学习，许多工矿企业成立了“工人理论学习小组”，这可是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了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报道工人理论学习小组这个新生事物，报道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潮，我选择了采访山东胜利油田，并于同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照片专栏(见图1)。
这组图片是在摆布导演中抓拍(摆中抓)的。图片专栏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照片作为主打图片，安排在首张位置领衔。图片说明是：“胜利油田广大职工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这是水电指挥部电修车间车工班的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在学习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其他三张也是用“摆中抓”的摆拍方法拍摄的。图片专栏标题、副标题与图片说明文都是我拟定撰写的，虽说是套话空话大话的文字，但摄影组领导、总编室夜班三版编辑和总编辑鲁瑛没有修改标题和任何文字。
其实我是为彩色画刊去拍照片的，因为那年四五月份版面实在紧张，彩色画刊根本排不上，就改黑白图片专栏了。所用的那张学习照片是徕卡M3黑白胶片拍摄的。同时，我拍了许多彩色照片。
在水电指挥部电修车间车工班的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的车间里，就是几台车床和车出来零零散散的轴承，要是不摆布导演一番，拍出的照片可能会散。我就按照别人摆拍的方法，先让工人们找了一些板凳和类板凳，坐姿及其高低和位置做了精心布置；然后请他们拿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语录》，又导演布置一番，错开书本的位置、角度。看了看，好像缺了点什么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产品，于是就请他们把车间里所有的轴承集中起来，有序地摆放在学习组讨论会人员的左侧。这回画面比较好了。我又反复观看，总觉得还缺什么……忽然间，发现车间墙上的大片空白，对，缺毛主席最新语录的条幅！
我问他们谁会写美术字，没有。由于上世纪60年代我在美校学过美术字，当机立断请他们找纸笔和颜料、墨汁，自己动手把毛的最新指示迅速写了上去，并让他们找淡粉色的纸把语录四周装饰一下。一切摆布妥当，我用几分钟时间拍了一些彩色与黑白照片。用禄来66单反相机(Rolleiflex SL66)，柯达400度彩色反转片，室内自然光拍摄(图2)。
专栏结尾是一张黑白照片，用徕卡M3相机，伊尔福400度黑白胶片。因为室内光线暗，我使用背箱式140蓄电池闪光灯两支，一支主灯，另一支作为辅助灯请胜利油田宣传处的同志帮助打的。照片说明为：“勘探开发工艺研究所由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在研究钻头设计新方案，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工作着。”(图3)
拍摄前我询问了他们一些这项技术革新的过程，请他们说出研究制作中的难点，在难点问题上是怎样具体讨论的，他们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稍加思考，我请他们拿出难点的关键物件钻头两个，一个立着一个倒着放在桌子上，让他们各自拿着自己当时所用过的工具、笔和笔记本，围绕钻头摆布几位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让他们按照攻难关时讨论的情况，还原在难点问题上研究的情景。因为毕竟是重现摆拍，怕他们应付摆拍而把注意力放在我拍照片上会影响讨论的真实，所以强调不要注意我拍不拍照片，只管讨论，我在他们的重现讨论过程中抓拍。在几年摆拍照片的实践中，我体会摆中抓拍摄更活一些。
现在看来，尽管是摆中抓，仍然有十分明显的摆布痕迹，就像拍电影一样，我只不过是一个剧情导演，而不是新闻摄影记者在拍摄现场纪实照片。照片虽然见报了，照片本身是真的，报纸图片报道专栏是真的，照片中的人物和物件是真的，但是照片所反映的情景、内容、事实，却是重现与摆布导演的，是假的。
正如我在前面的【题记】中所言，主管新闻的领导及其机构，长期把新闻传播等同于政治宣传而严加管控，致使“新闻本位”的思想早已被打进了冷宫，“政治本位”的思想占了上风，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编辑记者把主观加工、导演摆布、重现事实(事件)看作是很正常的并且是应该的工作。加之文革中江青领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推广普及，使得编者、摄影者和大部分读者接受认可了摆拍照片，从而在编者的导向层面与受众的反馈层面助长了摆拍。这种摆拍，当时是很时髦的，全国大多数摄影记者趋之若鹜，摄影通讯员更是唯恐追赶不及，像张祖道先生恪守抓拍的摄影记者如凤毛麟角。
图4是我约稿并编辑的1973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宣传中国摄影展览的文章与照片，四张入选展览照片基本上是摆拍的。那时候报刊编辑对摆拍的照片需求不断，赞赏有加，专业摄影刊物刊登照片时，即使你的照片写明了是摆布导演的，编辑也把涉及摆布导演的文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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