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昕伟
拍摄了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首位战地摄影师”罗杰·芬顿，他的作品似曾相识，我们接触过的很多国外的经典老照片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景象：朴实舒展的影像，完整的作品结构，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当克里米亚又一次处在政治的漩涡中时，这些照片可以随着互联网飞快钻到全球人民的手机中，诱你瞄一瞄曾经的克里米亚土地上的幽灵。
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些更接近艺术的灵魂出窍的魅影照片是因为发黄的黑白影调、历久弥新的时间经历，他们就像是化石一样，化石产生光晕，你想想，你现在要是看到恐龙蛋，能不被电着吗？我个人推崇这样的影像价值，反观时间轴我们熟悉的战地摄影家，风流倜傥在越南踩了地雷死去的卡帕、中国拍摄了白求恩裸体的沙飞，还有荷赛最佳摄影奖XXX，战地摄影作品是虽然很优秀但是也是越来越没劲。
今天，我想从本雅明的角度来重新解读。
首先，在著作《知识分子的政治化》中，本雅明分析了“雇员身份”。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工人等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雇员”。他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很糟，但是他们受资产阶级文化模式的欺骗，对自己的状况相当满意。这是一种“自我异化”的处境。而知识分子的处境比一般意义上的“雇员”更复杂，因为市场和统治者之间还常常形成一种“合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堕落成商品和政治的双重“奴隶”。有的人甚至与统治者勾结，因为，“一旦作家的政治野心被唤起，政府自然要告诉他们正确的道路。”
本雅明说：文人正在成为即将灭绝的物种。
很多的摄影师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雇员身份”的这种行当，记录摄影已经流程化就是体制惯性的结果，俯瞰全球皆是。而跟风者，都是落后文化生产力的接棒者。所以，媒体摄影师做的摄影展览应该是媒体展，而不是艺术展。
本雅明又分析了。游手好闲者是资本主义社会唯一没有被人群淹没的一类人。他们行走于社会的边缘，保持着独立的生存方式和自由的思考方式，清醒而冷静地观察和审视着现存社会。游手好闲者作为现代城市社会的独有者，既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又与大众文化保持着不同的认知方式，不断地拒绝着资本主义。艺术家其实就是个游手好闲者，没有这个内核，你产生不了艺术个性，也很难产生有价值的艺术表达。
当然，本雅明分析的基础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你看，摄影产生之初的那些摄影师，基本都可以用这个帽子扣一扣来看。笨重的摄影机器，慢节奏的创作，传统社会工业、科技和信息的状况形成了这种游手好闲式的创作方式，没想到这是产生大家的正路。罗杰·芬顿当年拍摄战争时，怎么也见不到太多创伤的疼痛场面，反而都是那些视战争为节日的风发留影。战争创伤都是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菜，而不是艺术工作者的亲戚。
反观今天，机车满街跑，手机时时打，游手好闲者鲜见。如果你想学习点逆袭，你就开始游手好闲，这样你才能真正冷静的看到你身处的社会和人性现实，你才能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而思考才是摄影自由的开始。
但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虚无的表象，是挣脱束缚的借口，是毁灭与未毁灭之间的阴沟。
2014年3月18日 星期二晚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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