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昕伟
摄影在表达禁忌事物的优势与生俱来，而战争影像对人的刺激用你站在教堂中感受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耶稣那感觉再合适不过了。摄影是战争最好的纪念物，而战争中的死亡，还有最后遗言的震撼力，就如我们看到卡帕拍摄的西班牙内战中倒下的共和士兵。在传播集体死亡的惨烈场面上，照片比文字权威很多，直接很多，所以在二战期间有了战地摄影师这个生计行当，有了马格南图片社，虽然越战开始，直播电视全面介入了战争传播，但直到今天，大众对战地摄影仍满怀信任与憧憬。大家仍旧认为通过照片，我们摸到了战争的脉搏。但其实，你可能接受的只是战争的影像罢了，遥远的旁观着战争的发生。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很多在场的美国人都用“这太像一场电影了”来形容这场灾难，当他们身处这场灾难当中时，战争影像给他们的真实让他们已经丧失了感受真正真实的能力。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亲临战争现场，我们已经习惯了从照片来获得战争的感受，这是一种感受的异化，现代人的通病。你注意下，当你翻开报纸查看战争讯息时，隔几页就是娱乐明星的八卦新闻和老中医的强肾广告，你身处在一个花花绿绿的和平世界，战争只不过是更加刺激的谈资。大众谈论战争，谈论的其实是遥远的国度，遥远的感受。一旦战争在身边了，大家就会更加谨小慎微的对待一切。
战争影像给了我们一个战争梦，但这是一个由权力左右，战地摄影师操刀的伪真实的影像梦。真正中的摆拍和审查可以帮我们更加厘清思维。
罗杰・芬顿是1855年英国政府派去克里米亚的官方摄影师，当时英国报界已经报道了很多英国军队的失败，1855年的冬天，英军士兵因为手脚冻疮而被迫截肢，战场上惨烈不堪。政府觉着有拨乱反正的必要，才请了这位摄影名家来拍摄些“正面形象”来挽回英国民心。英国国防部已经下令不准拍摄死亡和冻疮溃疾的画面，而且罗杰·芬顿那笨重的需要两匹马拉的摄影车及曝光需要15秒的技术要求导致了我们看到这些照片的产生，克里米亚战争影像在罗杰·芬顿的手中成了雄性、阳刚、严肃的户外活动。
可能是拍摄一动不动僵硬的人物厌烦了，罗杰·芬顿摆拍了著名的死亡谷的照片。这两张对比的照片灵感来自圣经，一张是空镜头，另外一张布满车轨，乱石，炮弹；大路宽广、平原光秃，远方一片虚空。事实上，许多早期战争的经典影像都摆拍，比如战争之吻，比如二战美国在硫磺岛升国旗那种照片，比如越战中越南将军街头枪杀的照片。如果不是电视全面介入了战争，战地摄影师摆拍的行径估计到今天还在继续，摆拍给了人们更加恐怖深刻的战争场面，从而为战地摄影师赢得了英雄般的荣誉。摆拍让人们对战争图片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不过，这一丝丝的怀疑很快掠过，与其怀疑，还不如感受恐怖伤痛的震撼性，这个大众更感冒。
摆拍很好理解，影像审查其实也一直存在，因为它事关权力。战争震撼性图片对公众的冲击太大了，容易滋生反战情绪，所以军方对照片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他们限制现场摄影师的人数，或者限制公开传播照片的选择。而且媒体也在做自我审查，挑选那些符合所谓自己媒介观点和立场的照片发表。照片真是个双子座的怪胎，一方面它以真实客观为长，一方面又要有一个观点。还有一种审查因素，就是道德。暴力不应该被过分宣扬，战争中的死亡也应该尊严。显然，摄影师拍摄时的意图和想法已经无法决定最终照片的意义，照片自己的生命轨迹，会随着社会权利和政治群体的需要而风雨飘遥。大家见到多少美国9·11事件血腥残忍的照片呢？这就是审查后的结果，如果档案解密，不知有多么挫伤美国大国公民的自信。
战争影像，使我们的影像阅读的口味越来越重，需要刺激的需求越来越高，以至于小的暴力感受都麻木了，人们开始缺少怜悯。这个时候，阅读下罗杰·芬顿史诗般的战争图片，算是回到史前的一种艺术享受。
王昕伟 2014年3月1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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