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小凤
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人的集体烙印，对于这一段不太遥远但又渐行逝去的历史，我们的图像记忆大部分是通过近年来逐渐出现于网络的历史照片、抗日战争的电视剧、纪录片、画报、革命历史画等媒介来塑造与稳固。
在20世纪摄影史中，这一时期的主流摄影与绘画一样具有记录与宣传的双重功能，其中，无可避免的是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一种特有的基因代码。当我们试图探究这一基因构成时，总也摆脱不了“真实”、“摆拍”的困惑。在意识形态的眼光下，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握有“真实”话语权的影像甚至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一本1940年代由美国士兵出于军事行程记录目的拍摄的支援中国大后方抗战的相册，为我们暂时松开“革命与宣传”意识形态的紧箍咒，从一个二战同盟国的视角来观看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日常生活。
这本相册可以看作是二战后期拍摄记录美军物资补给部队从印度途经缅甸至中国云南支援中国抗日的行程报告。内容包括加尔各答的民俗生活、美军运输部队从印度行驶至缅甸，途经大龙河、密支那，萨尔温江等处浮桥，陆路至中国昆明的行程记录。有趣的是拍摄有抗战后期昆明、贵阳、安顺、重庆等几个大后方抗战重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中国境内遇到的国民党行军部队，是一批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未能得到传播的珍贵影像。
从相册所记录影像，可以看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新闻文化参赞裴孝贤(Donald M. Bishop)所谈二战后期美国援华抗战修建中印公路，以及大规模运输军事物资的历史。1942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切断中国最后一条通向外界的道路——滇缅公路，同年12月16日美国开始援助修建从印度利多进入缅甸的中印公路。其中，沿着印度到中国的公路两侧铺设有燃油管道与电话线。这条公路大部分穿过缅甸荒无人烟的地区，其艰难程度被认为是“美国工兵有史以来在战时所接受的最艰巨的任务”。
从1945年1月中印公路通车开始，据裴孝贤统计“在利多(中印)公路开通后的六个月中，卡车携带着 129,000 吨的物资从印度驶往中国。搭载着货物的 26,000 辆卡车(单程)和6500辆拖车(单程)被移交给中国。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月里，输油管道每月向中国输送300万加仑航空燃料和汽车汽油。”这成为继1942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美军采用“驼峰航线”向中国输给抗战物资以来，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军事援助行动。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士兵的镜头还记录下中国境内老百姓的战时生活：昆明繁荣而忙碌的街市，穿着旗袍、打着油纸伞的时髦妇女，抬着竹骄子的人力夫，在池塘边洗衣服的妇女，中国式的葬礼，负木做棺材的人，村民赶市集的繁荣场面，在集市上挑着担架的卖水者……这一张张没有特定的主题与题材预设，猎奇式的随意抓拍的照片，也为后人展示出战时大后方生活的剪影与片段。
相比王小亭拍摄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这类以贫困、苦难、流亡、屠杀等主题影像组成抗战流亡史诗，点燃中国人在特定历史时代所急需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在国际上引起的震撼，以寻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照片不同，由美国士兵拍摄记录下的大后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含意识形态色彩，不作为媒体借以发出声音的图像凭借，因不能归类于任何主题被历史所遗忘。
当我们面对这类带有一定偶然性与文献资料性质的历史照片时，不要划归为某一政党流派的特定意识形态中，渴望它成为某一话语权利的“证词”，它只是那段已然逝去的历史时光隧道中的一个碎片，可能为任何的意识形态所服务。如果历史真实要去意识形态化，那它就是面纱下的真实。
还有多少这样的相册流落在民间，而它们会为正在重构的民国影像史提供怎样的佐证。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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