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辰影像】视觉宣传战:“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奉天城

文|曾小凤

　　将要举行的华辰影像2014年春季拍卖会上，有一本反映“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占领奉天城的相册，可作为日军以报道摄影推行视觉宣传战的案例加以研究。对于如何观看与阐释近代西方人留存下来的中国影像，学者何伯英谈道：“殖民时代照相机记录的中国，与其说是忠实复制了当时的中国，不如说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对中国的诠释。”[ 见何伯英《旧日影像：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张关林译，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3页。]也就是说，照相机是伴随着西方人的洋枪、洋炮一起登陆中国的，历史影像中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充当着“被占领”、“被审视”、“被想象”甚至“被宣传”的角色。

　　在影像收藏市场中，由日本人拍摄的近代中国风景地理、战争民俗的相册与画刊占有极大的比重，摄影成为日本侵华进程中展开情报搜集、战争宣传、建构事实的视觉工具。梳理华辰影像八年以来拍卖的近150件日本人拍摄的中国相册与善本，按属性、意图、规模可明显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90-1910年代，是日本军方以军事目的对华采集影像和日本学者展开对中国风景民俗摄影考察的并置期。战事类如“日陆地测量部日从军写真班”拍摄的《甲午战争海陆战战地写真摄影》集(2011年秋拍)、日本从军写真班拍摄《甲午海战写真相册》(2013年春拍)、日本军方制作《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相册》(2013年春拍)、关东军陆军省写真班拍摄《日俄战争相册》(2013年秋拍)，详备的军事摄影记录除达到“以资军事参照与商武的教育”目的外，也覆盖了日本对北中国战略要地的详尽搜索。风景民俗类摄影如山本赞七郎、青木文教、山川早水、金泽求也、山根倬三、竹内苞雄等人对北京、西藏、满洲以及长江沿线的摄影考察，以及藤阪写真馆、仙台写真馆、日本东洋妇人会、北原东洋堂、三舩写真馆、山本写真馆、天津中裕洋行等日本发行社出版的中国名胜写真帖，是日本学者对中国进行实地摄影与测绘的初始期。

　　第二阶段是1920年代，日本全面展开对中国各地风景建筑古迹的学术考察期。相册类如流行很广的蒙满协会发行的《亚东印画辑》、《亚细亚大观》和《蒙满大观》等，善本类有佐藤三郎《北京大观》、极东通讯社《极东大观》、山根倬三《长江大观》、永尾龙造等《支那研究系列》、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洲福地》、山东好古学会《泰山及曲阜大观》、关野贞、伊东忠太《东洋建筑》、广陵写真通讯社《青岛相册》、山中定次郎《天龙山石佛集》等，对中国的殖民想象被大量的照片和精确的图表数据精确化与可视化。

　　第三阶段是“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结束，摄影被纳入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中，日本军方与文艺界人士统筹在“宣传战”的理念下，将最好的摄影师派往最前线，与日军士兵并排拍摄记录了各军事行动，以摄影为手段展开视觉宣传战，面向日本社会进行战争动员与“国策”宣传。当时的日本各大媒体，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也出版了不少侵华军事行动的摄影集，这也是此一阶段在华日本士兵私人相册、战争事变纪念相册以及各类战事写真帖高度集中的重要原因。在华辰影像历年拍卖的近150件日本人拍摄的影集中，这一阶段的相册与善本占有87件，几近五分之三。这类相册除在华士兵旅游观光的生活照外，大部分以记录军事演习、战场遗迹、驻屯兵营、军事要塞、行军作战、铁道交通、医疗部队、日军士兵将领、战俘等内容为主。

　　这类伴随着日本侵华进程并附属于日本“宣传战”的摄影在日本被称之为“报道摄影”。摄影理论家伊奈信男认为报道摄影是“成为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党派的宣传煽动的最有力武器，或者可以成为对外宣传、吸引观光客的绝好手段。”[ 转引自顾铮《战争的理由、视觉表征与上海——木村伊兵卫与原弘的“上海”摄影特辑(1937-1938)》，《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1期，第154页。]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圣战”策略下，摄影成为粉饰甚至遮蔽现实的宣传工具，最佳的例子是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在日本报道摄影中的“缺失”。

　　如此，谈论影像收藏市场中的中日战争影集，要将之放入日本展开对华侵略进程的阶段性中去考量，回到华辰影像2014年春拍这本“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占领奉天城的相册，由23张照片构成的日本侵占奉天城的视觉叙事方式，不同于经过精心剪裁组织与引导的画报叙事。这组照片以日军“出动——战争——入城——胜利”的视觉逻辑进行摄影宣传报道。一张“福冈步兵第二十四联队营庭”照片暗示了“出动”的主体身份。“出动”的内容，是由日军排队上火车与家属在火车站送别两张照片组成；对于“战争”的报道，与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主动进攻的姿态形成鲜明对立的是中国军队的“不在场”，而战争的惨烈是经由被炸毁的中国兵营残迹、墙壁上的弹痕、战死的军马以及收殓日军尸体等6张战后拍摄的照片来叙说。“入城”作为日军占领奉天城的胜利仪式，拍摄视角从日军整齐伐一入城、日本兵卫守城门转向城内街景，被占领的奉天城处于日军的严密警备中。在“胜利”一幕中，中国士兵以“被俘虏”的方式出场，与日军的胜利姿态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构成日军侵华视觉宣传战中的高潮。

　　由此，“九一八”事变中奉天城被攻占的摄影报道，以日军出征为起点，以中国士兵被俘虏为结局收场，而轰炸、屠杀、死亡等容易引起反战情绪的画面被有意识地忽略与过滤了，成为了诠释日军如何通过摄影推行视觉宣传战的典型案例。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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