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璜
在二十世纪初照相印刷术完善前，摄影术拍摄下的影像主要得借助于成熟的版画印刷术传播。近年来，以照片作为母本制作的“摄影版画”作为反映十九世纪绘画与摄影交织的艺术形态，作为早期摄影史重要的视觉表达形态，其价值逐渐得到了史学家的关注，国外出版的许多专著已经将“摄影版画”纳入了摄影史研究的脉络，成为了十九世纪东西方视觉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示了艺术史和摄影史新的研究领域。此外，早期中国“摄影版画”也出现于收藏和拍卖市场，是摄影收藏与投资影像艺术品的价格洼地。
史料显示，最早出现在西方图书上的中国图像出自荷兰人约翰尼斯·纽荷夫(Johannes Nieuhof)，他将自己从澳门到广州的见闻画成素描后，采用铜版画的形式发表于《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中，那是1665年。而早期西方艺术史上因创作中国影像而著名的艺术家有两位，他们是十八世纪的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和十九世纪的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
亚历山大作为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的随团画师，将在中国所见的山水、人物、建筑、礼俗画成水彩画，并制作成铜版画集。与两位前辈不同，阿罗姆没有到过中国，主要借用了亚历山大的画稿及所闻，创作出120多张的《大清帝国城市印象》铜版画，成就为西方最著名、最经典的中国近代影像。
虽然15世纪以后，绘画透视学和解剖学成为了西方绘画的基础，但是阿罗姆的《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在视觉表达上未能严格地遵守摄影透视学的原理，而且视觉符号带有明显的西方元素，这些遗憾都为“摄影版画”留下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和余地。
18世纪进入中国宫廷的西方艺术家带来的西方版画，让清皇家领略了西方艺术的魅力，促使国力空前强大的大清乾隆朝前往法国制作了《乾隆西域武功图》，为版画这种艺术形态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皇权和政治的介入，推动西方版画艺术在中国的流行。
此时的西方艺术也将关注点从宗教转向了社会和人，出现了肖像画、风景画和静物画，对诞生于19世纪的早期摄影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参见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当然，摄影术也反作用于艺术，特别对平面的、绘画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摄影术改变了中国画师在透视关系处理上的幼稚和随意，让他们自然地引入了西方成熟的艺术技法。在中外视觉文化交流领域，摄影术不仅对中国艺术的视觉构成(特别是透视和写实)影响巨大，也彻底改变了中外艺术交流最重要的品种“外销画”的形式和构成，使外销肖像画兴起，礼品画随之消亡。[ 参见吕澎《从晚清到今天：美术的故事》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以照片为母本的“摄影版画”与传统版画比较，不仅在视觉构成上更符合人眼的习惯，还有对动感的捕捉和对现场感的准确描述，让摄影版画被大量地采用于报刊和图书出版中，并出现有铜版、铁版、木版和石版等多种艺术形态。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列强主要的殖民对象和关注点，在西方很多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中，以照片作为母本制作的“摄影版画”也成为西方了解和报道中国(东方)的主要视觉影像。
在中国，无论是文字印刷还是图像印刷，都止步于匠工，而未能成就为艺术。“中国的印刷业起步较晚，跨过了版画制版印刷，直接进入了照相制版，让国人无法理解前照相制版印刷过程的复杂。在照相制版成熟之前，书报画刊上的每张‘照片图像’需单独制版，经历画师(摄影师)、版画家和刻版师等多层的创作和制作，这也构成了早期‘摄影版画’的魅力所在！”[ 参见秦风《西洋版画和北京城：美术、历史、世界和平》前言，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随着照相制版术成熟，纪实报道性的视觉表达逐渐为摄影所取代，“摄影版画”也不例外，于1920年前后逐渐式微而成为了极小众的“版画艺术”。
本雅明在1936年的《绘画与摄影》一文中，记录下摄影术发明后第一个100年中，绘画与摄影的纠结、抗衡、较量和融合。从绘画挑战摄影到绘画逃离摄影；从绘画临摹摄影到摄影传播绘画；从绘画利用摄影到绘画主宰摄影……最后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格局中，在揭示社会、保存历史的多个层面上，摄影和绘画统一在“艺术”的旗帜下。[ 参见本雅明《迎向灵光消失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摄影版画”作为反映十九世纪绘画与摄影交织的艺术形态，作为早期摄影史重要的视觉表达形态，在中国一直未能得到重视和研究。近年来国外出版的不少专著将“摄影版画”纳入了摄影史研究脉络，成为了十九世纪东西方视觉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示了艺术史和摄影史新的研究领域，也表明了收藏摄影的一个全新空间，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版画”的收藏才刚刚开始，是影像收藏与投资的价格洼地。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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