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潇含
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到1947年9月，解放区进行如火如荼的土改工作，在控诉、斗争地主恶霸、烧地契、量地、分田等后，是有组织、有动员策略的翻身农民参军热潮。这一时期在木刻和摄影中大量出现的土改与送子参军图像，生动地呈现出解放区这一参军热潮的面貌，从中也可清晰地观看共产党在内战时期动员翻身农民参军的方式与激励策略。
参军热潮的背后，实则是保卫土改翻身的利益。“五四指示”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表示：“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当时解放区很多干部学生响应指示下乡投入到土改运动中，韩丁撰写的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是反映解放区轰轰烈烈土地改革运动的缩影。土改与参军运动的逻辑关系，可以从当时解放区的一首民歌中看出：
“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共产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
“土改”成为共产党和农民的利益和命运的维系点，农民为维护分得土地的既得利益，顺理成章地会积极响应“巩固胜利果实”“保卫翻身果实”等号召，参军和生产成为分得土地后作出回报的直接方式。由此，共产党成功地将战争动员这一国家意志，转化成农民自身积极参军的意愿[ 见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第73页。]。在这一宣传动员过程中，摄影起着至关重要的记录、传播，甚至有效建构新观念的作用。
1945年之前的《晋察冀画报》中刊载的摄影主要围绕宣传抗日救亡、边区民主建设两大主题展开视觉叙述。当时“参军”属于边区人民武装抗日的范畴，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宣传动员机制。
沙飞1942年拍摄了一组河北平山县群众响应志愿义务兵役制的照片，内容有送子参军、地主参军、欢送表彰大会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组记录当地青年刘汉兴自愿参军的故事。沙飞用摄影结合文字报道的边区青年的参军事迹，这个话题本身带有新闻性，但记录参军青年佩戴大红花、受到部队开会表彰、群众欢送等仪式场面也宣传了参军光荣的思想。
解放区“送子参军”的兵役现象在内战时期被大规模表彰、动员、效仿，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土改翻身、动员参军、拥军优属的宣传机制。
从山东省档案馆藏的一份《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 参见《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26-01-0240-001)，转引自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第76页。]可见土改与参军的互动关系：按时序可分为“土改诉苦→拥军优属(送光荣灯、光荣旗、旗子对联、慰问军属)→反蒋反内战、拥党拥军教育→庆祝土改翻身(选举翻身英雄、启发农民翻身回顾)→号召“保田保家保饭碗”的参军运动(农民自愿参军热潮)”。
即，首先通过土改诉苦运动，以激发群众的阶级自觉和政治参与热情，并引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仇恨心理；其次展开拥军优属工作，使参军者及其家属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并营造出“参军光荣”的舆论氛围；再者通过反内战教育、庆祝土改翻身运动，启发农民自觉认识到维护翻身果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土改后的参军热潮，由此拉开序幕。
1947年《晋察冀画报丛刊之一：八路军和老百姓》页首刊载的一幅参军照片[ 见《<晋察冀画报>影印集》第769页。]，以参军者的语气回顾光荣参军的经历：
“当我们参加八路军的时候，我们站在家乡的土台上，受着乡亲的敬礼，听着父老的嘱咐，妇救会员为我们献花，儿童团为我们跳舞。我们是带着人民的意志，家乡的希望出来作战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照片近景为参军青年在台上接受妇女佩戴光荣花，台下是万千群众参与欢送大会。有趣的是，这幅照片记录的真实情况是“1943年阜平城的妇女给新当选的正副村长戴光荣花”，我们在照片中所见的两个“参军青年”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河北阜平县新当选的正副村长。
在1946年中共动员参军的历史情境中，照片跨越时空被挪用来说明解放区参军光荣的热潮，被重新改编成另一“真实”。它暗示的是解放区已经取得成果的土改运动，农民已经分得土地，青年被动员走上保卫胜利果实的参军之路，受到家乡人民的尊敬，同时也肩负着保家卫国的责任。
同样，沙飞早年拍摄的刘汉兴自愿参军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也被重新改编成为“送子参军”热的典型(照片附说明“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 图为平山某村全家送这位青年参军八路军，牵着牲口的是妻子，持旗的是弟弟。[ 见《<晋察冀画报>影印集》第791页。])
本来，沙飞拍摄这组照片是想通过青年刘汉兴自愿参军的故事反映1942年解放区群众响应志愿义务兵役制的事例，当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兵役政策与土改运动结合，构建“送子参军”的新观念时，“自愿参军”的故事被巧妙地改编成家属欢送子弟兵参军的画面。
这两个例子说明，中共摄影队伍在战争年代充分履行着摄影的“武器论”，摄影的真实性绝对让位给现实战斗的需要和政治指令，摄影真正充当着重新“加工”历史的操手。
同时，与“送子参军”热潮紧密相关的是将镜头转向参军者的家庭，如拍摄“抗属光荣”、“优待抗属”、“代耕团给抗属耕地”、“给抗属拜年”、“给抗属送光荣扁”、“给抗属发优待粮”等参军抗属的福利待遇，视角从个人光荣转向家庭的荣耀。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甚至成为内战动员“送子参军”的精神符号，如1946年1月13日冀晋区党委发布的《关于开展戎冠秀运动的决定》，在妇女中普遍组织“戎冠秀小组”，从家庭内部的女性开始，进行亲属动员参军，并冠以“拥军模范”的光荣称号。由此，掀起了解放区母送子、妻送夫光荣参军的热潮。“送子送夫参军光荣，拖后腿可耻”的思想，深入人心。
在“送子参军”的视觉传播上，与摄影交相呼应的是在解放区广为发行的木刻宣传画，如莫朴《参军最光荣》、马骥《参军保田》(1947年)、夏风《光荣参军》(1947年)、张仃《喜气临门》等，这些画面重点突出“光荣军属”的社会地位，利用各种象征物(如坐白马、戴红花、秧歌队、光荣旗、乡邻祝贺)，以隆重的仪式(敲锣打鼓)欢送参军或慰问军属家庭。画面的宣传意图不仅着重表现参军的个人，而且强调家属的光荣。其潜在的宣传效应是让更多的农民看到参军给自己及家族带来的高度荣耀。
在内战时期，共产党抛开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扩充军队，通过走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逐步实现群众自觉、群众带头踊跃参军的历史现象。在内战时期“送子参军”的历史现象中，摄影全程参与到中共的宣传机制中，成为记录、传播与建构土改翻身、送子参军、拥军优属这一宣传机制与思想观念的重要媒介。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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