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克力
《老照片》创办伊始，稿源是大问题。
明知在官方的相关机构和民间，肯定存有大量的老照片，但短时间里将它们挖掘出来，却非易事。那时《老照片》尚在孕育中，没人知道将要有这样一种专门呈现老照片的读物出现。因此，在征稿过程中最初的几次意外收获，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中，最喜出望外的收获，是通过朋友引荐，从某博物馆相关人员那里获得的一批老照片。照片贴在一本黑漆硬壳的账簿里，每页两到三张不等，大大小小总共有二百张左右，绝大部分拍摄于20 世纪初年的烟台及其周边。当初将这些照片往账簿里贴的时候，当事人稍稍做过一点梳理和分类，有些照片下面还附了简短的说明，用钢笔草草写着。
有趣的是，在账簿硬壳封面的背后，粘有一张巴掌大的字条，正是这张字条简单交代了这批照片的由来。大意是 ：这批照片原存于烟台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中，系解放初期从当地的外国教会缴没而来，1980 年代初期为该博物馆所征集。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革命者眼中，来自外国的宗教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与帮凶。别说是革命者，即令一般的民众，对外国来的传教士也多有戒备。有位名叫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的美国人，1887 年与丈夫一起来到山东胶东一带传教，一直待到抗战爆发。晚年出版了一本《往日琐事》(The Day Of Small Things)，记述了自己在胶东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教生涯，在谈到一般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时，写道 ：只有极个别有教养的人认为我们也是正常的人类，他们猜测我们来自很远的地方，所做的慈善事业无非是对自己有利。听得进我们传播福音的人与其说接受了它，不如说给了个面子。还有一些人则不那么善意，把我们看成了外国政府的代表，效忠于外国的统治者，出于物质或精神的目的来试图争取或收买中国人。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外国鬼子”，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像他们以前见过的人，他们觉得很可怕。比如白脸皮、高鼻子、蓝眼睛和发亮的头发等，他们并不知道这也是一部分人的特征。这里到处流传并有许多人相信这样的故事，如我们绑架小孩儿，以及我们用那些死人的心脏和眼睛做药之类。
作者书中所述中国人对外国教会的种种误解与敌视，历经晚清、北洋、民国，直到1949 年以后的新中国，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犹记“文革”前夕，学校组织小学生参观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会，其中有一面展板，专门揭露外国教会在山东犯下的种种罪行，像“绑架儿童”、 挖眼煮心”之类，也颇有列举。所以，这些外国教会早年留下的照片一度被归入“敌档”，也是情理中事，不足为怪。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批照片也多亏了早早地就归入了“敌档”，从而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之所，否则的话，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很难说这些照片会有怎样的下场，至少不会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吧。
字条上的说明，除交代了照片的由来，还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 ：1980 年代初的时候，这批原由国外教会拍摄和保存的老照片，已经不作为“敌档”看待了，始得从公安局的敌伪档案里剔出，移交给了相关文物部门，使这批尘封了七八十年的老照片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这批照片的移交，这件当年悄悄发生过的事情，所折射的却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批照片的解禁，正是当年神州大地“冰融雪化”中的一个小小的水滴。
或许是这批照片征集来后一直没有正式入档(实际上，老照片在那时还没怎么被视作正儿八经的文物)，但我想更多的，还是出于主事者对襁褓中《老照片》的慷慨相助吧。总之，经朋友引介，我打过借条之后，便很轻易地拿到了这本“账簿”，而且在我那里一放就是若干年。
“账簿”里的照片，大致上可分作两类 ：一类是记录传教士们的日常布道和教会所创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像修女乘坐当地特有的骡轿下乡传教，教会办的育婴堂(图一)、印刷所(图二)，传教士与当地官员的交往等 ；另一类则是传教士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记录，像乡间出殡的仪仗(图三)，迎接新娘的花轿，山乡的戏台与演出(图四)，便装的清朝地方官员(图五)，推着独轮车偕妻回娘家的农民(图六)，红白喜事中的民间乐班(图七)，妇女的头饰、服饰(图八、图九)，等等。
拿到这个“账簿”，不啻是雪中获炭，马上邀集相关学者对照片进行解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有“彼时的女性服饰”、 “老烟台”、 “老教堂”、 “宗族的困惑”、 “想起了马茂兰”(一对为胶东地区花边编织工艺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传教士夫妇)等专题在《老照片》里刊出。除了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外， “账簿”里的那些零散的照片，一俟需要补白什么的，也尽可信手拈来，以应不时之需。这批曾经归入“敌档”的照片，在稿源紧张的草创阶段，大大舒解了《老照片》的燃眉之急。
出自传教士之手的这批照片，其最具价值的，还是以异质文化的视角来打量中国人传统生活起居的那些。不要说那时中国人很少有照相机，即便有，他们对这类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与细节，也往往习焉不察，不怎么去留意，他们更关注的，或者说更引起他们好奇的，反而是西方的新潮时尚和新奇物件。因之，这批极富社会学眼光的影像记录，便尤其珍贵。
图五，为一便装清朝地方官员，站在一所有着玻璃门窗的平房前，面对传教士的照相机镜头，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强扮的微笑。烟台开埠较早，当地的官员少不了与洋人(自然也包括传教士)打交道的机会。普鲁伊特女士在她的书中也提到，遇到突发的事变，他们也会主动求助于当地的官府，多少都能得到一些帮助，可见尽管有民众的误解与敌视，但教会组织与当地的官府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顺便说一句，《往日琐事》的作者普鲁伊特女士传教的地域及时段，与这批照片大致上是吻合的，书里的描述为理解这些照片提供了难得的背景信息。只是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在我接触到这批照片多年以后才出版。
官员身后那排用作办公抑或住宅的房屋，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这种样式与格局的平房，后来又沿用了好多年，从北洋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地方官员，说不定都曾在这座门里出出进进过，只是服装由长袍马褂换成了中山装或西服而已，其神情状貌则大有似曾相识之慨，比如照片上这位仁兄的表情，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时下的某些“公仆”。
罗兰•巴特在述及肖像照片的神情相貌时，似乎更强调“血统”的影响，他认为“血统透露出来的身份比世俗身份更鲜明，更引人注目，也更可靠”。他还引用普鲁斯特评价波利尼亚克王子(查理十世的首相之子)死后相貌的话，说 ：“他的脸依然是他那个家族的脸，家族先于他个人的生命。”巴特说的或许不错，但世俗身份的遗传性也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在中国这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里，古往今来，官员们的从政生态有着惊人的相似，浸润其间，其身为官员的心理、举止，潜移默化，也像基因一样，代代相袭。更可怕的，这种东西还会传染，传染给社会的其他阶层。十多年前，陈丹青在山东赴过一个饭局，虽然席间一个正经八百的官员也没有，但事后谈起那次聚餐的感受，陈丹青却慨叹说 ： “那天见了几乎一桌子体制的脸。”在高度官本位的社会里，有时见一张体制外的脸，比见个稀有动物都难。
图六定格了20 世纪初胶东的一位农民驾着独轮车赴岳丈家省亲的情形。小车的前端驮了两布袋粮食，粮食后面坐着他的孩子，再后面是他的媳妇，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小车行进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吱扭吱扭，划破了旷野的宁静……而车子上面负载着的，是他全部的生活与希望。这张并不怎么起眼的照片，蕴含了诸多社会生活的元素，大可视作特定时代胶东农民一般生存状态的写照。这样的出行方式，在此之后又延续了好多年，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胶东乡间依然能够见到，但已物是人非，推车的不再是照片上那个独步天地间的农夫，而已变身为有组织的人民公社社员了。
图七，是胶东某地的一个民间乐班。这张照片与一些记录红白喜事的照片贴在一起，想来是传教士在拍摄某次红白喜事时，随手拍摄了这张乐班的“全家福”。过去，凡日子过得像样点的，遇有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乐班总是要请的。从照片背景看，这家主人的屋宇堪称轩昂，当是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这种民间乐班，通常都是业余的，其中有个班主，有生意了，便临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事之后，各自散去。有些“做功”比较地道的乐班，在十里八乡，经过口口相传，便有了些名气，逐渐变成“职业吹打”的乐班亦有之。另有一些走村串乡的戏班，有时也兼做“吹吹打打”的营生，顺便挣点散碎银子。
图八和图九，拍摄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当在民国初年。应邀为照片做解读的已故民俗学者山曼先生如是说 ：(这两幅照片)一个正面，一个侧面，看起来当年摄影的人是有意使这照片成为一种忠实记录妇女服饰的资料的。这一位头上挽髻，按当时的习俗，这就是宣称，本人是一个少妇了。通常是姑娘结婚那天，上轿之前，请亲人改发型，拆开大辫子，盘成一个椭圆形的髻，并且从此就再也不能梳辫子了……照片上的少妇，穿的是一双尺寸颇大的尖脚鞋，这是缠过足又放开了的一种，当时民间形象地称之为“苞米棒子脚”，后来则叫做“解放脚”。这正是由流行上千年的缠足到天足的过渡时期……
中国传统正史的叙事，只专注于朝代更替之类的“经国大事”，往往忽略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殊不知，正是这些司空见惯的细枝末节，在默默生聚并传递着更深层的时代消息。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王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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