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克力
摄影术自19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后，大大小小的照相馆先是在通商口岸，继又在内地城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照相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新兴行当，极大地满足了人们观望自己的好奇心。
人们最初面对照相机镜头的时候，多少会有些紧张，连苏珊·桑塔格也承认，“理智告诉我，对着我的照相机并不是顶着我脑袋的枪管，可每次在为拍照而摆姿势时，我还是会感到不安”。她说，“虽然我是一个职业的‘观看者’，却还是一个业余得要命的‘被观看者’。每次我被人拍照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同样的不知所措”，桑塔格戏称自己“在被照相这点上，堪称是永远的处女”。
而人们最初的紧张，比桑塔格所指的还要严重得多，桑塔格说的是被拍摄者面对镜头拿捏表情时的“不自然”，而早年间面对照相机的紧张，多少含有对摄影本身的恐惧，有的则干脆拒绝照相——事实上，对照相机的恐惧延续了很久，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有些偏僻地区的农民还纷纷躲避摄影记者的镜头，说那东西能勾魂吸血。
虽然如此，摄影很快便在我们这个崇尚宗族与家庭观念的国度里担负起了自己特有的功能，成了强化家族认同的重要手段。每逢节庆或难得的团聚之时，有条件的家庭，往往要么到照相馆、要么请摄影师到家里来留下一张合影。此时，合影俨然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家庭仪式，与中国人大团圆的传统期待恰好契合，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乐此不疲的事情。
《老照片》刊行十多年里，刊出过各种各样难以计数的家庭合影。这些不同时期的家庭合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伦理与风貌，为后人研究中国家庭乃至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这里，笔者依据照片拍摄时间的顺序介绍几幅，从中或可窥见中国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有过的伦理倾向与生存状态。
这幅题为“一个农民家庭”的照片(见图一)，摄于上世纪20年代，是外国传教士在乡村采风时所拍。照片上是山东胶东地区某个普通农民家庭。坐在前排的两位老人，是家庭的祖辈。男性老者的拐杖须臾不离，照相时还在拄着，给人感觉这根简陋得与讨饭棍无异的拐杖，此时此刻却具有了某种“权杖”的意味，与他那部苍然的胡须相得益彰，衬托出老者在家中的至尊地位。站在两边的分别是他们的儿子与儿媳。
解读这张照片的作者冯群力发现，站在老人身边的儿子，表情里流露着无奈与尴尬，他进而分析道：“(这)或许和他生育的女孩太多有关。恐怕后排抱着的还是个女孩，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个男孩，大都由他的母亲或妻子在前排抱着。”假如是男孩，通常不光要在前排抱着，还要把小鸡鸡也刻意露出来，以示香火有继。
照片上，除了中间那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露出一脸的灿烂，一家人看上去都有些无精打采，这固然与“后继无人”的自卑有关，大概与这张合影非完全出于主人的自愿，也不无关系。八成是传教士临时起意，把这家人仓促拉到一起照了这张像。如果没有传教士的主动邀约，这家人可能永远想不到要到照相馆去拍下一张合影。
与前面那张“阴盛阳衰”的照片正相反，在接下来的这张题为“祖上”的合影里(图二)，祖孙三代是清一色的男性。作者鲁人作为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子孙，结合这张照片，向读者讲述了先辈们或求索奋斗而终不得志、或沉溺赌博与鸦片而寿不终年的多重命运。
照片里居中安坐的老人是作者的曾祖，右一是作者的大爷爷，右二是大爷爷的长子，左一是作者的祖父(曾祖的次子)，左二是三爷爷，左三是大爷爷的次子。作者的曾祖早年在乡村边教私塾边学做文章，一心想博取个功名，但未及如愿，科举便废除了。其大爷爷因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早早便离开了人世。三爷爷年轻时曾沉迷于赌博，虽然后来金盆洗手，但终生碌碌。不过，作者回忆起与三爷爷的相处，却不乏温馨：
一年春节，我去三爷爷家拜年，两位堂叔正在院里弹球，见到我便招呼一起加入。玩着玩着，便嚷嚷着要玩“来钱”的。三爷爷因此给了一文不名的我五六分钱，眨眼工夫，那几分钱全进了两位堂叔的口袋。如今想来，自己当年真是不懂事，几分钱对那时的三爷爷并不是无所谓的数目，至少全家一顿菜钱想是够了。三爷爷见我输了钱，只是豁然地一笑，不知他是否又想起了自己当年浪迹赌场的情景……
与两位兄弟不同，作者的祖父曾为家族的振兴争得一线希望。作者曾祖教私塾时的一位得意门生，后来在东北发迹了，读完改制后小学的祖父便去投奔了他。在东北奋斗了几年，开了自己的织袜厂，一度很红火。长兄抽大烟，老弟赌博，家里多靠祖父毫无怨言地补贴。而这种无怨无悔，正是事业成功的家族成员的责任与美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日本人侵占东北后，严控中国人对棉纱棉线的收购，祖父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倒闭。后来，作者的祖父被迫返回关内，又在北平、天津尝试过多种生路，终不得志，一家人只好又回故里务农去了。
先是科举的废除断绝了前辈耕读上进的通道，继之是舶来的毒品和传统的陋习摧折了后辈的意志与生命，而这个下层家族仅有的一点希望，又被日本人的入侵碾得粉碎，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阵痛与苦难，差不多都让他们摊上了。
命舛如此，夫复何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因素，莫过于国共纷争了。两个政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命运。
巫加都在第四十一辑《老照片》里发表了一张父母的订婚照(图三)。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前后。照片上端坐在中间的老太太是作者的奶奶，两边是作者的父母，站在后排的是作者的三位姑姑，中间是大姑静华，右边是二姑德华，左边是三姑亚华。前面怀里的小男孩是作者大姑的儿子。这是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不仅祖上有多人读书(曾祖还是前清举人)，子女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作者的父母是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大姑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姑毕业于重庆大学，三姑当时在内迁重庆的南开中学上学。
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家庭，是如何卷入国共纷争的呢？说来实在有些蹊跷，且听作者道来：
家里这三个斯文秀气的女儿选择的伴侣，竟然都是军人或曾经的军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连年战乱，遍地都是当兵的。
第一个闯进这个书香之家的军人是国民党军队的飞行员韩丙凡。这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北方小伙子，一表人才，毕业于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参加过抗战，与省立女子中学教员静华恋爱八年终成眷属。可惜他们一双漂亮的小儿女都不幸夭折。1949年大姑夫带静华去台，后升为空军中将。我家相册中并无韩姑夫的形象，也许是因政治运动不断，相册也需不断清理，可这一海外关系仍无形中影响了我家两代人。
当然，在台湾的静华不会想到两个妹妹都嫁到了“敌营”：一个跟了曾经的新四军，一个跟了解放军。
从此，天各一方，生活在海峡两岸的亲人音信全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关系出现松动，大陆这边的亲人始通过在香港登报、委托旅行社等办法，千方百计与台湾的亲人联系。最后，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那边的大姑夫。这才知道大姑去台湾后，因突发心脏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作者不胜感慨：“原来影响我家两代的海外关系早已虚拟！”
后来，作者已退出军界、经商有成的韩姑夫还是携续弦的夫人回大陆探亲了。其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作者二姑住在北京军区大院，韩姑夫前去探望，车到军区大院门口，警卫见是台湾来人，很警惕，不让进。后虽经过交涉放行了，但韩姑夫却犯了倔脾气，拒绝下车，只好又原车回城了。让作者的二姑在家里白忙活了一通。
作者不无幽默地揣测道：“(进门受阻)也许让这位‘国军’老将又想起了过去受‘共军’挤兑的伤心事吧。”
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谭金土，1999年在十二辑《老照片》里发表了一幅他在苏州文庙古玩市场淘得的一张家庭合影(图四)，并为这张拍摄于1950年5月的家庭合影写了篇解读文章，题为“读这一家子”。照片系这家人为庆贺老太太七十九岁生日而阖家拍摄，因拍摄的时间恰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当口，作者面对这张大家庭的合影，做了如是解读：
1950年，刚从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是严重的物资匮乏。但这个家庭成员的穿着打扮以当今的标准似乎仍可以组成一支毫不逊色的时装表演队。这家人中第一代和第二代虽穿着传统的长袍、旗袍或大襟衣服，但男士脚下闪亮的革履和女士的绣花鞋仍显露着他们的高贵。后排虽有一人仍穿长衫，但时尚的西装和挺括的中山装把其余三个小伙子装扮得挺拔英俊。女士们旗袍的料子是鲜艳入时的，而毛衣作为外套穿戴在今天也是一种时尚，三个小姑娘大翻领的学生装洋溢着朝气。女士们和男士们的发式都经过电热风和油脂发蜡的精心处理，那种大波浪的发型也在改革开放后的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的女士们头上开始重现。前排那些娃娃们五彩缤纷、形式各异的童装，在今天仍不能说已经落伍。
作者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工商业者的家庭合影，虽然这家的男性长辈已经过世，但日子仍过得富足而殷实。只是不知这样的光景能维持多久，因为照片上的人，将不得不在接踵而至的“镇反”、“公私合营”、“反右”以及“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经受考验。从象征家庭美满团圆的合影照片无端流失的端倪里，作者预感了某种不祥之兆，从而对这个家庭后来的遭际做了极不乐观的揣测。
无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前代文明成果的家庭后来的命运是怎样的，至少在合影的这一刻，从他们的脸上，很难读出对新时代的悲观，新时代似乎也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不善待他们。我们还是祈愿这个不知道姓名的大家庭，在此后的日子里，平安吉祥、安然无恙吧。
有位叫张洪玉的，投寄来他们家1966年5月18日的一张合影(图五)，这是那个年代他们家唯一保存下来的全家福。作者对照片的拍摄经过，有这样的记述：
1961年，那时还没有三哥，父亲工作的单位给职工照全家相，照片照坏了，没能冲洗出来。当时说好以后补照，结果一拖就是五年。1966年5月，父亲领着姐姐和哥哥们去县城补照。那时祖父去世才一年多，从鞋上看，父母还戴着“孝”。那年姐姐十五岁，大哥十三岁，二哥九岁，三哥才三岁。去县城的路上，母亲和姐姐替换着背、抱幼小的三哥。那年月，农村孩子能进县城照相，是件非常荣耀和幸福的事情！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作者一家人刚从举国饥饿中煎熬出来没几年。即使没有那几年的饥饿，一家六七口人，主要靠在县城当勤杂工的父亲挣的那几十块钱，其生计之拮据，也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家境窘困，作者的姐姐一天学没上，十三岁就进林业队干活了。后来，他的姐姐在不惑之年的时候，不幸因脑溢血成了半植物人。晚年的母亲每提到姐姐便老泪纵横：“你姐姐这辈子命太苦！”
作者感叹道：“这张照片摄于1966年5月18日。那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所谓‘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开始全面启动的标志。然而，像千千万万普通农家一样，父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在社会的演进中，芸芸众生不过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他们埋头于自己的生计，以求温饱，实在无力去感知行将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一些重大转折或变故。
一介草民与其所处的大时代，在许多时候，其实是很隔膜的。
“文革”结束以后，当一些离散的家庭再度重聚的时候，不少人仍选择了到照相馆合影，以为庆贺与纪念。在那些日子里，从城市到乡镇，几乎每一个照相馆都曾见证过中国人结束浩劫、走出苦难的庆幸与欢欣……而进入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后，随着照相机的迅速普及，一家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到照相馆合影的景象似乎已越来越少见，人们更习惯于在自己家中或到户外的某个景点用自家的相机来完成这项“仪式”。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家庭相簿里后来添加的那些自拍的合影，虽然多了一些随意与率然，却没有了以往在照相馆里或请照相馆的师傅来定格时的那份矜持与庄重。
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是摄影方式的改变呢，还是面对照相机的芸芸众生呢？这或许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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