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建鹏
1826至1827年，尼埃普斯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可以“永久”保存的影像。1827年，尼埃普斯与达盖尔在巴黎见面，从这一天开始，两位摄影先行者致力于摄影术的发明。1839年，法兰西科学院在巴黎宣布摄影术诞生，路易·达盖尔的发明被命名为“达盖尔银版摄影法”。
有文字记载关于中国最早的影像拍摄活动，是英国人巴夏礼爵士的日记(Sir Harry Parkes)。1842年，巴夏礼爵士作为英国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的见习中文翻译，随璞鼎查一行乘维多利亚女王号沿长江而上直奔南京。
7月21日，英军攻打镇江，清军失败后，于1842年8月29日双方签订《南京条约》。在攻打镇江之前的7月16日，巴夏礼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麻恭上校与伍斯纳姆医生俩人共同合作，在浙江圌山(《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文版p1页中徐婷婷译为“镇江焦山”是一个失误，原文应为浙江圌山)用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拍摄了一幅影像，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一幅影像的拍摄记录，日记中明确记载了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方法和两位摄影人，但这幅影像一直没有被后人发现。
迄今为止，被发现存世最早的中国影像是埃及尔1844年10月至11月在澳门和广州拍摄的影像。这批影像存世数量小于四十幅，绝大部分由法国摄影博物馆收藏。
法国人阿方斯·尤金·于勒·埃及尔(Alphonse Eug è ne Jules Itier)1802年4月出生于巴黎，1877年10月13日在蒙彼利埃去世。父亲是法国军官，17岁学校毕业后，进入法国海关工作，1832年前后任督察，1843年至1846年任中国、印度、大洋洲贸易委员会会长，埃及尔是一个非常聪慧且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有天赋的人，同时埃及尔还拥有地质和农业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经验，他像人文学家那样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对农业、地理、医药、人民生活大量的观察和感受，他作为巴黎科学艺术学会和法国地理学会的会员，是一位懂科学的技术官员，他在完成执行公务的同时深深的迷恋着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所拍摄的影像。
1843年，埃及尔任访华贸易使团代表赴中国、印度和太平洋群岛工作。据法国公使拉萼尼记录，1843年12月12日，埃及尔乘“西来纳号”离开布雷斯特，于1844年8月15日抵达澳门。
埃及尔所著的《中国之行日记1848》记录，由于他抵达澳门的几周中忙于协助制订条约等工作，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拍摄，直到1844年10月中旬才抽出时间进行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拍摄。
1844年10月中下旬，埃及尔拍摄了《澳门南湾》、《澳门氹仔口岸》、《澳门中国城区》、《澳门中国城区的妈阁庙》(《澳门的庙宇》)以及最为著名的《全权代表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1844年10月24日，黄浦，中、法双方代表在阿基米德号上签署《黄浦条约》时的合影)。
1844年11月间拍摄了《广州街头的民众》、《广州全景》、《广州一个有名的人家》、《广州高官》、《广州市郊潘仕成别墅主楼》、《广州城西部一览》等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影像。
2012年5月24日，《中国摄影史1842-1860》和《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1861-1879》的作者泰瑞·贝内特陪同我在伦敦参观了他藏于伦敦西南佳士得艺术品库房中的数千幅中国早期影像，这些影像包括《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国摄影史1861-1879》中入选的数百幅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影像原作，及数十本十九世纪早期原始摄影集，我拿起埃及尔1844年10月拍摄的《澳门南湾》这幅原作认真观看，《澳门南湾》这幅作品选入泰瑞·贝内特英文版《中国摄影史1842-1860》封面，观看这幅作品时，我产生了疑问，和我从以前掌握的资料中看到的埃及尔拍摄的澳门和广州作品尺寸是不一样的，这幅作品尺寸较小，回到南京后，查找相关资料。据西方影像学者吉蒙研究，埃及尔当时随身至少携带了两架不同尺寸的达盖尔银版法相机拍摄了澳门和广州，所以，埃及尔拍摄的澳门和广州有两种尺寸。
由于时间久远及当时材料条件所限，埃及尔拍摄的这批中国影像画面已基本褪去，只有一些灰色的层次和轮廓。据约翰·伍德(John Wood)在他的《达盖尔银版风景照片》(The Scenic Daguerreotype, 1995)中这样写道：“由于抛光程度不够，加之使用便宜的金属版，埃及尔的照片在今天已经几乎不能辨认。”我看到的原作基本也是如此，现在所有的出版及展览的“高清”影像基本上都是在原作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还原”的。
埃及尔拍摄的这批早期中国影像，是迄今为止已发现存世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唯一的一批中国影像，这些影像开创了中国摄影的历史。于勒·埃及尔也成为中国摄影的奠基人。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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