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哥
三个身穿中山装的人的蹲姿背影很扎实，很典型，也很有象征性，我把它称作“中国的思想者”。我们那个时代以前的人几乎都当过农民，不论是蹲在田埂上抽烟；还是蹲在场院上吃饭；当然还有蹲茅坑方便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姿势。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学大寨的时候，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和汽车站常可见到这样穿着整齐的“干部服”(那时候中山装也被称作干部服)的人的蹲姿，他们都是千里迢迢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取经”的。到了80年代初，广州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于是在广州的街头也出现了他们的蹲姿背影。
我是 “40后”，1947年生于辽宁的大连。之后我家辗转到朝鲜的平壤、黑龙江的哈尔滨。1949年筹建新中国的时候，我家在北京的中南海，后来搬到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1958年，反右运动之后，我父母被送去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改，我成了在北京的三兄弟的一家之家长，那时我十岁。一年多之后，父母回来了。1966年，我高中毕业，正好文革又开始了。1968年2月，我跟着同学“上山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大勐龙7年。1975年我回城时来到广州。当了4年工人之后，我走后门当上了摄影记者。我虽然32岁才半路出家，但我的人生经历和见识给了我用镜头思考的底气。三十多年来我在广州、广东和全国各地采访拍摄，我其实也像这照片里这三位街头思想者一样，游走在街头巷尾和田间地头，用镜头在观察。
如今，我利用新浪图片品图专栏，讲讲我的照片背后的故事。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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