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哥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广州有越来越多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病退、考大学等各种途径回城了。珠江两岸出现了一幅奇景，每到夏日傍晚，岸边栏杆上或倚、或坐地排满一对一对的知青恋人。他们每对之间，虽挨得很近，但互不干扰。来得晚了，就没位置了。我早上回单位上班的时候，有的老同志爱向我开玩笑说：“喂，昨晚有没有去江边‘霸位’呀？”甚至那些外省来广州出差的人们也会慕名到江边来一睹这“胜景”。在江边人行道上，在知青恋人的背后走过，也可感受到那一份略带苦涩的浪漫。
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年没有把那江边的胜景拍摄下来。是因为我当年也是“身在此山中”。
到了80年代初，还有许多经过蹉跎岁月回城以后还找不到对象的30多岁的知青成了困难群体，社会上把他们叫做“大龄青年”。按现在的叫法就是“剩男、剩女”。于是，广州市共青团委就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婚姻介绍所。并于1983年在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了第一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在婚礼上，这两位面带沧桑受宠若惊的表情让我很感动。但是，当年这种带有悲剧写实的作品是发不了稿的。我只能发了一张热闹场面的照片。
三年以后，1986年有朋友从北京来为《十年一瞬间》摄影展组稿。我把这张照片交给了他。后来我见到《大众摄影》登出的对这次影展的评论文章以这张照片套题。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场上，这张照片感动了很多人。
1984年，第二届大龄婚礼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其规模和排场比上一届要大多了。
我的这张照片在1988年在北京展出的时候，我的同行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说：“我也拍过咬苹果的作品。”我说：“你的照片里有这样的肌肉吗？这可是大龄回城知青腮帮子上的肌肉啊。”
《大龄婚礼》是我的成名作。在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关于纪实摄影里的人物。我认为，这些人物形象既是真实的个体人物，又是象征性代表着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命运。这些人物后来的状况，那是追踪报道记者的事了。比如，李晓斌拍摄的《上访者》中的人物后来是否得到上级部门的昭雪；我拍摄的《大龄婚礼》中的夫妇后来的生活如何，以及解海龙拍摄的有关希望工程的《大眼睛》中那位女孩后来如何飞黄腾达，与这张照片已经没关系了。那个“大眼睛女孩”后来进城读大学了，再后来出国留学了，嫁人了……而《大眼睛》照片所表达的贫困山区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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